我寫《華為真相》的真相
——發現中國的商業思想家
轉眼，《華為真相》出版已近兩年了，期間，有很多朋友追問我為什麼要弄這樣一本書，我一直沒有機會很好的說明，今受吳曉波先生囑咐，對該書背景作個回顧。
剛開始是華為獨特的存在方式吸引了我們，比如高薪、企業文化、比如異常低調而讓人感到神秘，這個時候我純粹是因好奇而關注華為的。但當我更深入的了解它以後，發現這個企業值得研究，我就開始探討它發展壯大的內在規律，以期對中國企業的成長有所幫助。在當時，關於中國本土企業，尤其是民營高科技企業管理案例研究的書並不多見，充斥書店的多是諸如《鬆下幸之助》之類的外國案例。發現和總結中國民營高科技企業的成長經驗，成為我開始這項工作的初衷。當然，作為一家發展迅猛且尚處於成長期的企業，有一些不足甚至弊端並不足為怪，發現和總結這些弊端形成的深層原因，探討解決的方法，無論是對於華為的成長還是其它企業來講亦都十分必要。
現在看來，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選擇華為還是正確的。其一，時至今日，“巨大中華”中惟有華為和中興通訊發展勢頭最為良好，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的發展水平和方向；其次，華為是唯一一家發展到現在還比較為人看好的民營企業，且是非上市公司。在一定意義上，研究華為就是研究中國的民營企業，研究中國的民族高科技產業。
總之，選擇華為是因為華為的特殊。
當然，作為一家發展迅猛且尚處於成長期的企業，有一些不足甚至弊端並不足為怪，發現和總結這些弊端形成的深層原因，探討解決的方法，無論是對於華為的成長還是其它企業來講亦都十分必要。
因此，在《華為真相》的采訪和寫作過程中，我們謹小慎微，惟恐無意中傷害到了華為，畢竟，能夠在短短10多年時間裏取得這樣的成就不容易。華為不但是兩萬名華為人的，更是中國的和世界的。正如我在該書後記中所說：本書寫作的根本目的是對中國最大民營高科技企業命運走向的關注，對民營高科技公司發展過程的深層次解剖，對中國最具爭議的企業和企業家進行人文關照。
作為媒體中人，有接觸和采訪華為人的便利條件，盡管這種便利在實際操作中並非那麼便利。記者的職業敏感性讓作者覺得華為是一個極有價值、值得好好研究的企業案例。但是，華為一貫低調，甚至刻意遠離媒體，導致媒體對華為的報道少之又少，更沒有一本書完整的講述華為的發展過程，這更激發作者對華為的追蹤和探詢。
我們可能沒有經濟學家看問題更專業更深刻，但記者的職業特點決定了，記者可能比較適合寫一些調查研究性的文章和書籍。
寫作過程遇到的困難主要來自采訪過程。由於華為一貫低調，任正非一般不接受任何媒體記者的采訪，在內部有嚴格的保密製度，員工都與華為簽署有保密協議。因此，即使是離開華為多年的華為人，麵對關於華為的詢問，一般都保持沉默，在任的華為人更不願與記者配合采訪。采訪對象難找，找到後又難以讓對方充分的信任你、順利采訪、了解到核心的內容，這是采訪過程中最大的難題。
在采訪過程中作者除了正常渠道外，還使用了一些非常手段，甚至是冒著一定的危險。在采訪幾名華為前任高層的時候，作者總是自告奮勇的請他們吃飯，甚至連他們的停車費用都是作者執意帶交的。這些各個都是身為老總、身價不菲的華為前任高層當然並不稀罕作者提供的飯菜，但卻為作者的誠意多打動，與作者一談就是幾個小時。有一次，一位老總與作者先是在深圳五洲賓館談，從白天談到晚上，之後又轉移到作者的辦公室繼續。就是憑著這股真誠和永不言棄的毅力，作者突破了多位華為前任高層。其次，到華為公司總部也是一大難題，華為大門口有嚴密的保安措施，一般人根本無法接近。作者利用記者的便利條件，多次跟隨省市領導前去參觀。後來又以一些借口，獨自前去，當時是冒了一定的風險的。
通過采訪一大批華為人及20多位海內外傳媒朋友、研究民營企業的專家學者。華為的發展脈絡在我麵前逐漸清晰，透過華為發展過程中紛繁複雜的事件，隱藏於表象背後規律性的東西亦逐漸被挖掘出來。所謂“真相”主要就是指這些不被公眾所廣泛了解、曾經被人誤解的東西。我努力通過對華為全景式的描述，告訴公眾一個真實客觀的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