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考古學者所繪製的唐代長安城地圖，與北宋末年張擇端創作的《清明上河圖》略作一比較，前者之所表現的“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之規整有序，與後者鼎沸市聲恍若可聞的城市景觀之間的差異，無疑向我們展示著，城市的跨越性發展是唐宋之間社會轉軌過程中最顯眼的現象之一。也因此，近一個世紀以來，學界對唐宋城市史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一些領軍學者先後參與討論，刊布的論著數量眾多。近年來，更有不少年輕學者投身其中，成績顯著，遂使唐宋城市研究成為關於這一曆史時期研究的相當成熟的一個領域，是我們展開學術史批判的合適對象。
史學研究是一項對從業者的智力頗為挑剔的工作。唯有經常回顧學術的發展過程，梳理認識進步的路徑，自覺反思研究的方法與觀察的取向，才能使研究工作取得事半功倍之效。當下時風，強調多快好省，以量取勝，如欲維持學術的品質，以期真正取得認識之深化，保持研究者的清醒與自覺尤為重要。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已有十餘篇綜述性專文不斷跟進唐宋城市研究學術史的發展。尤其是兩年前寧欣、陳濤的綜述長文，歸納頗為全麵。這裏以為仍有餘義，不妨略陳管見者，主要是覺得既有的討論，詳於成說的歸納而略於思路的梳理，對於學術史的批判則更有不足。
這裏所謂學術史批判，指綜述、分析唐宋城市研究的學術史，在充分認識學術進步，解析推動這一進步動因的同時，更持一種反思的批判姿態。或因識見有限，難免空疏無當之譏，但如果能有助於冷靜反思學風的形成，本篇的意義也就在此了。
關於唐宋城市研究的論著數量眾多，據學者所稱，近三十年來，僅有關唐代長安城的研究文獻，已近千篇（部），擴大到整個唐宋時期討論城市史方方麵麵的專文專書，更可以想象。具體統計論著數量卻不容易，重要原因在於討論城市曆史，除了聚落本身之外，必然引發對以城市為中心的區域、商品、貨幣、文化等等問題的研究，相互之間很難涇渭分明，截然分離，以致城市史領域的外延不清晰。本人粗略估計，若剔除純敘述性與普及性的一些篇目，僅就關於城市聚落本身的研究文獻而言，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專著可近百部之多。這裏的討論也擬集中於城市聚落主體，先略作綜述，歸納唐宋城市研究學術史展開、研究深入的一些具體表現，並對推動這一學術進步的各種因素稍加分析，接著對近年來這一領域一些代表性的論點與它們的研究方法，提出批判性的反思意見，最後對今後學術展開的可行思路，提出建議。因此，這裏對學術史的歸納不求詳盡，麵麵俱到，隻視行文所需，稍引一些代表性論著以為論據。
一、階段特征與發展趨勢
唐宋城市史作為一個成熟的研究領域，表現是多方麵的。歸納其要點：其一，學術史的發展平穩、持續，一直是關於唐宋時期曆史研究的中心議題之一；其二，迄今為止在這一領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相當豐富。前人綜述，對此已有許多分析，下文也略作歸納，非唯作為進一步討論的基礎，更借以表達對學術史的一些看法。
關於唐宋城市史的研究，早在上世紀的20、30年代發軔於日本東洋史學界，一些有影響的學者都先後參與了討論，其中尤以加藤繁的研究為重要。加藤氏發表於1931年的《宋代都市的發展》一文，指出了作為宋代都市發展中“重要現象”的傳統坊製與市製崩潰的現象，可謂確立了此後唐宋城市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命題。
此外，他關於唐宋時期的城市市場、鄉村草市、櫃坊倉庫、商業組織、貨幣形態等等多方麵的討論，都具有開創性的意義。當時的一些代表性學者也都各從不同的議題著手，先後參與了討論，例如曾我部靜雄關於宋代貨幣與城市經濟、青山定雄關於城市交通、日野開三郎關於唐宋時期農村市場、宮崎市定關於城市商業等等的研究，都具有引領學術走向的意義。平田茂樹認為上世紀80年代前為唐宋城市史研究的“定論期”，不過由於這些學者的代表性論著雖然有些發表略遲，但基本完成於上世紀30至50年代，因此將50年代以前視為唐宋城市史研究的奠基期，可能更為恰當。
大致從50年代到80年代中葉，可謂唐宋城市史研究的拓展階段。主要成就表現在從城市商業的視角，細化史實，拓展議題，提出新的假說。代表性的學者，例如斯波義信在代表作《宋代商業史研究》一書中，對城市市場從個體與群體兩方麵都有深入的梳理；梁庚堯遵循加藤氏的研究思路，進一步提出了宋代“城郭分隔城鄉作用的消逝”的論點等等。與此同時，對唐宋時期一些中心城市考古發掘取得重要進展，基本史實經逐步梳理，日趨清晰。
80年代中葉以後，唐宋城市史研究進入全麵發展階段，無論是參加討論的學者，還是他們所刊布論著的數量，都呈明顯增長的態勢。學術的發展主要表現在研究議題明顯拓寬，學術觀點多樣化，一些新的觀察取向開始形成，等等。
下文主要以自80年代中葉以來的學術史發展為主，對唐宋城市研究領域學術進步與研究深化的主要表現稍作概括，在某些方麵則需向前略作追溯。
其一，討論對象的地域視野大為擴寬，從前期聚焦於都城與少數區域中心城市，擴大到一般州縣城市，尤其是從行政郡邑延伸到農村地區的草市鎮。若就市場形態而言，則是從最高等級的中心城市市場，逐級拓展，並延伸到了農村地區的初級市場。至今，討論唐宋間城市的發展不能局限於行政郡邑城市，而應該包括非行政性的農村商業聚落，這已經成了學界共識。代表性的論著，可舉周藤吉之發表於1951年的《宋代の郷村における小都市の発展—特に店·市·歩お中心として—》一文為例，此文討論兩宋時期農村地區商業性聚落的發展，搜尋相關文獻記載幾近竭澤而漁，梳理了這些商業性聚落發育的機製，以及不同區域間在習俗、發展程度等等方麵的差異。在周藤氏之後，重要的還有梁庚堯發表於1979年的《南宋的市鎮》，鬱越祖發表於1988年的《關於宋代建製鎮的幾個曆史地理問題》，以及傅宗文出版於1989年的《宋代草市鎮研究》專書，等等。尤其是傅著，解釋框架或者略嫌陳舊，於這一議題文獻記載的搜尋，無疑用功最勤。
其二，討論對象從早先的基本局限於個體城市，局限於城市作為一個聚落的本身，拓展到城市的群體，即拓展到對不同層級、不同區位的城市的綜合研究。這其中又可以視討論側重麵的不同，細分為幾個議題，例如強調不同城市相互間經濟聯係的所謂城市網絡問題，梳理不同城市性格特征的所謂城市類型問題等等。研究有實質性進步的，無疑當數借用曆史地理學方法、關於城市體係與空間結構的討論。
關於唐宋間城市體係與空間分布的演變，學界大致的共識是：
隨著全國經濟重心的南移，城市分布的重心也隨之轉移。到了宋代，尤其在江南地區，無論是城市的密度還是它們的發展程度，都已經後來居上，占全國的領先水平。例如斯波義信利用他所統計的150座城市的城郭數據，分析行政等級與城市大小之間的關係，得出結論，認為在當時的經濟中心華中地區（長江中下遊流域），“自然的、經濟的城市化和行政的等級層次比較相稱”，因而發展水平最高。而在處於開發進程中的華南，與華北地區，城市均未如華中那樣得到“充分發展”。李孝聰對城市空間結構的研究凸顯了曆史地理學的學科特點。他的《論唐代後期華北三個區域中心城市的形成》一文，從政治與自然兩種環境因素著手，探討藩鎮中心與轄區內城市層級結構的統合關係對後世的影響，認為正“由於方鎮對本管內州縣的控製力極強，因而在這一塊地域內往往形成以節度使治所州城為中心的鎮府——州——縣三級地方城市係統，方鎮居處的州城地位顯然淩駕其他各州城之上，並且對周圍州、縣城市有極強的吸引力”，唐代後期華北地區定州、鎮州、魏州三個區域中心城市於焉形成。事實上，行政地位作為影響城市空間結構的基本要素，不僅在兩宋時期依然如故，至今仍未退出曆史舞台，我們可從中觀察傳統社會結構背景對城市結構的根本製約，與不可忽視的曆史延續性。
交通條件如何影響城市的空間結構是討論的又一側麵。李孝聰《公元十至十二世紀華北平原北部亞區交通與城市地理的研究》一文，將宏觀區域與微觀地貌的分析相結合，討論在政治形勢和自然環境演變的雙重製約下，華北平原交通框架的演變，以及區域曆史城市選址與分布的聯係。曹家齊討論唐宋時期南方地區交通與城市發展的關係，也指出前者是製約後者的一個先決條件，他認為當時城市的繁榮程度，以江南運河與浙東運河沿線為先，沿海次之，長江沿岸又次之，一方麵梳理了交通條件與城市發展之間相輔相成的關係，另一方麵更描繪出南方地區城市結構沿交通線分布的大致框架。
推動城市空間結構研究的另一因素是近二三十年來區域史研究的發展。除了受社會史取向的影響之外，不少省市為彰顯地方文化傳統組織撰寫大規模的地方通史，也在其中推波助瀾。一些關於唐宋時期特定區域發展的史書往往列有專章，闡述本地區城市發展現象。不過，尤其是以省市行政區為撰述範圍的史書，往往疏於觀察本區域城市發展的特點，以與其他區域作比較研究，是其結構性的缺陷。
其三，關於個體城市的研究有明顯進步。表現最突出的當數長安、洛陽、開封、臨安等幾個唐宋時期的都城。除研究條件遠比其他城市優異，例如存世資料相對豐富之外，像“都城學”這樣學術思路的提出，也推動著研究者更多關注唐宋時期都城的議題，關於每個都城都有相當數量的研究專著出版。在考古領域也是如此，除長安城一如既往地吸引眼球，研究者眾多之外，洛陽、開封、臨安等城市也是研究的熱點。
更有意義的是其他個體郡邑城市的研究成績斐然，盡管討論仍然集中在一些區域中心城市。
例如揚州，早在1947年，全漢昇就已撰有《唐宋時代揚州經濟景況的繁榮與衰落》的長文，討論從唐到宋四五百年間揚州的盛衰演變，分析影響揚州盛衰的各種因素，尤其是交通條件的變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區域經濟格局的調整。近幾十年來，研究更有顯著進步。首先是關於唐宋揚州城的考古工作取得進展，基本厘清了城郭的格局規模，此外諸如經濟、人口等等各方麵問題也都有深入的分析，更有學者出版了綜合性討論唐代揚州史事的專著，使關於唐宋揚州城市研究的總體水平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又如蘇州，也是一個研究的聚焦點。梁庚堯於1982年發表《宋元時代的蘇州》長文，從區域的自然地理與社會經濟兩方麵背景條件入手，分析宋元時期蘇州城鎮發展的動因，最終促成區域中心城市的奢華繁榮。梁氏認為自北宋至元，隨著人口的急速增加，蘇州的經濟持續不斷成長，並沒有因朝代更替而中斷。它的發展程度，雖說“就當時全國而言，無疑是優異的，因為蘇州具有許多優越的條件；但這卻非特殊的，南方的許多地區，也都在這段時期經曆了類似蘇州的發展過程，隻是在程度上有所差異”。他將蘇州視為當時江南地區城市經濟發展的典範，事實上梁氏的研究也可以被視作從區域史的角度討論城市經濟的一個範例。在其他方麵，也不乏精彩之作，如高柯立從士人群體的角度討論蘇州城市的地方社會等等。傳世南宋《平江圖》，由於其所記載的蘇州城市地理格局信息之珍稀，也引發了不少專題討論。
此外，例如關於廣州、成都等等其他區域中心城市的研究，刊布論著數量都比較集中。更引人注目的是有不少一般地方城市，陸續被納入研究者的視野，其中有一些研究已經比較深入。
近年關於唐宋一般地方城市的研究熱點，自非宋代明州莫屬。
明州的開發在唐宋時期加速，成為東南名郡，更以存世文獻相對豐富，曆來為學者所關注，例如斯波義信關於明州聚落開發史的經典研究，與黃寬重等人關於明州地區士人家族史的討論，都相當深入。近年更受到了日本“明州計劃”的影響。“明州計劃”的中心議題在於將明州視為大陸文化輸入日本的主要港口，從多方位研究影響日本文化形成的要素，與我們的議題略有距離，但這個計劃對於推動中外學者研究明州地區與其中心城市，其刺激作用則不容忽視。例如近藤一成以明州（慶元府）為例，討論宋代“科舉社會”的形成，認為到了南宋後期，明州（慶元府）“地域學術和科舉已經一體化，思想活動與應試學問和諧共存”。從近藤氏的研究可見，這不僅是當地士人科考成功率遞增的重要地域社會背景，更是此邦士人自詡為“詩書之鄉”的關鍵依據。其中，自慶曆興學以來郡學的發達與郡邑的中心集聚作用，不容忽視。其他方麵的討論也更趨深入，例如柳立言以明州為例，回應近年來在西方學界所謂士人的地方主義問題，其所提出的分析要點，對於如何“證實”士人家族與其地方權威之間的關係，具有指示意義。像海外貿易這樣關於明州的傳統議題，近年也有佳作，發現新資料，提出新見解。
此外，更有討論明州經濟開發的專著麵世，如陸敏珍關於唐宋時期明州地區水利工程的敘述，對於我們理解明州地區開發過程與中心城市的發育，也是有意義的。
此外關於唐宋時期一般地方個體城市研究的論著，數量也不少。例如劉建國等關於鎮江城市考古的專著，大量議題討論唐宋時期內容。馬強等關於唐宋時期興元府城的專文，考述了研究相對較少的西北地區郡邑城市，都相當有意義。又如本田治關於溫州平陽縣、周寶珠關於開封朱仙鎮、楊果關於鄂州南草市等等的專文，更將關注點指向了個體縣邑與市鎮。
論著數量最巨的，仍當數關於唐宋時期城市生活各不同側麵的研究。一方麵，一些傳統的議題，討論趨於深入細化，尤其在城市商業、管理製度等等方麵，對舊說都有明顯的揚棄與深化；另一方麵，視野擴大，許多新議題得到拓展，從政治到經濟，從人群到文化，舉凡城市生活的方方麵麵，城區結構、日常生活、行業、防禦、治安、宗教、風俗、建築、繪畫、運輸、生態等等，無不被納入論者的視野，越來越凸顯城市史作為綜合性研究議題的特點。寧欣、陳濤的綜述專文，已分城市類型、城市人口構成、城市經濟、城市組織、城市交通、城市管理、城市社會生活、城市文化、城市人群及其意識以及城市生態環境這樣十個方麵，較為全麵地歸納了學術史的演進，這裏不欲贅述，僅就其中要點略作補充與強調。
城市地域結構，是關於唐宋城市史討論開展以來的一個核心議題。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發展》一文中首先指出了坊、市結構演變、瓦解的現象，同時期不少學者並開始關注由坊市製度瓦解所帶來的城市地域結構的變化，例如文獻所載“侵街打牆、接簷造舍”，即所謂侵街現象的出現，表現出商業區擴張侵占城市公共地域問題。城市地域結構這一議題的不斷深化與拓展，就相當典型地反映了唐宋城市史研究深入的學術理路。一方麵，關於城市地域結構本身的觀察不斷深入，寧欣、陳濤的綜述專文業已提到不少論著，例如妹尾達彥關於唐代長安城街西地區開發過程的討論即是。此外斯波義信關於南宋都城臨安等城市功能區分布的討論，也相當典型。斯波氏指出，前人所謂與西歐模式相對照，中國城市的地域結構“被認為是未分化或劃一化的，是所謂的兵營城市、官吏城市、與農村相同的城市之類論斷，顯然有失偏頗”。他認為，中國傳統城市在以南北為基本軸心與“天圓地方”觀念的雙重影響下，官紳區通常就占據著東西軸線北側的中心部分，名實相副，顯示其行政功能中樞性的衙門就配置在這裏。同時，商業中心區則多沿交通要道分布，“在主要商業城市中，控扼市外交通幹線進入市內要道的城門周邊，以及作為城區骨幹的市內交通幹道及其交會點，均成為所有商業區設立的首選地段”。除臨安城之外，他還舉了宋代泉州東南的晉江岸邊，明州東邊的奉化江、餘姚江的分流處，以及蘇州西邊的大運河碼頭等例證，來說明這一現象。關於城市地域結構這一視角的觀察，還拓展到了其他的一些城市，例如楊果關於宋代鄂州等地的討論，與此類似。
隨著觀察的深入與思路的拓展，論者的視野不斷擴大，討論就漸漸從平麵拓展到立體，一個關於城市“空間”的概念就從地域結構的議題中被引伸了出來。寧欣歸納關於“空間”的概念構成：“城市作為社會的載體，至少應該包括三個空間概念：一是地域空間，諸如城市區劃、布局、建築等；二是社會與政治空間，諸如居民結構、社會結構、社會流動、城市管理製度等；三是精神空間，諸如城市文化、城市社會心理、城市觀念等。”就這樣，論者將原本大體屬於地理學範疇的地域結構議題，引伸到了社會政治與精神文化的領域。
除寧欣本人關於唐宋都城的專著外，妹尾達彥討論唐代長安城空間與祭祀儀式之間的關係，也相當引人注目。迄今關於宋代城市政治空間的研究，其代表學者非平田茂樹莫屬。平田氏借引微觀政治學的一些範式，提出了他稱之為“動態的政治分析方法”的觀察視角，從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來細致地觀察宋代中央最高政治決策的過程與機製。其中關於空間的維度，就將微觀政治史與城市空間的視角結合了起來。他實證分析了朝廷中樞建築結構與朝政的關係，這既包括中樞機構建築群中不同官衙的位置，也包括權相私宅位置與中樞機構的距離關係等等問題。另有一些學者的研究，例如衣川強關於南宋臨安府相府位置變化的論著，也可歸於這一類型。似此別開生麵的討論，其意義當然並不止於得出了哪些具體富有創新意義的結論，更在於向我們展示了視野拓展與方法更新的學術魅力。
又如關於唐宋城市人口，傳統的有關城市人口數量即城市人口規模的討論一直是議題的核心，因此長期為論者所關注，各自不斷在討論中提出新的估算，以期接近曆史真實。與此同時，隨著討論的深化，議題逐漸拓展，關於城鄉人口流動、城市人口構成、城居人口身份地位，乃至關於城市人口數據記載特殊性的討論，也取得了相當的成績，頗具新意。如薑伯勤從幾則判文的記載，分析了唐代城市“市人”特殊身份製度瓦解的現象。關於唐宋城市中的特殊人群，如“蕃商”，多有專文討論。寧欣以都城妓女以及工商、服務業人口為例，討論唐宋間都城人口結構的變化，同時分析它們的外來人口與流動人口數量增長的現象。她還撰有專文，討論唐代長安流動人口中的一個特殊人群“舉子”。郭正忠討論宋代城鎮居民結構，除人口數量外，還關注於居民成分與職業結構，他們的穩定性與流動性，組織狀況，以及結構特征等問題。王曾瑜討論宋代的“非主體階級”，也設專章討論宋代的坊郭戶。梁庚堯則分析了南宋時期官戶與士人的城居現象，指出城市作為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的地位，使得城市對於官戶與士人吸引力較之前代大為增強，促成了他們從鄉村遷居城市的現象。他還專文討論了這些城居官戶與士人的經濟來源問題。
從唐代封閉式的坊市分離製度，發展為宋代開放式的街市製度，是學術史中對唐宋間城市行政管理製度演變最典型的描述。
與這一演變過程相關，隨著坊市製的崩潰與城區規模的擴大，又有城市中管轄多個坊區的大區“廂”製的形成，同時，城市居民專有戶籍即坊郭戶製的產生，也是其中具有標誌意義的環節。這些都引發了學者的研究興趣。
城市經濟——主要是商品經濟的長足進步，自然是唐宋間城市發展的直接動力，因此也是討論的重點。從奠基期以來，這一領域的研究成績斐然，無論是傳統議題，如關於城市商業組織“行”，城市商業機構邸店，與城市商業密切相關的商稅製度，還是拓展細化的議題，如關於城市的一些具體行業、商品供應、商業區構成、城鄉經濟關係等等，都有佳作。前引綜述專文對此已多有討論，此不贅述。
在此之外，近年來尤為論者所關注的還有城市文化問題。前文提到，寧欣已將城市文化問題納入了關於城市空間三個維度之一的“精神空間”範疇之內，討論的實際展開，卻更多的是從社會史的取向出發的。也就是：論者大多是站在力圖從唐宋間城市結構變遷中尋找出一種新社會力量的出發點上，來切入討論的。因此，關於宋代“市民階層”以及“市民文化”概念的界定，往往帶有強烈的理論預設意味，從而使得討論具有了明顯的目的論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