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永在》這部作品的寫作，我前後用了近二十年的時間，是個在時間深處緩慢積累的過程。之所以“緩慢”，不僅是因為童年和少年的經曆和經驗貴重如金，不容揮霍，更根本的就是基於對“準確性”的自覺追求。而且我還發現，鄉土是個溫情厚地，從那裏走出的人，容易產生本能的眷戀，甚至陶醉其中，處處以為好。這種“催眠”作用，反而遮蔽了發掘“準確性”所應具備的眼光。縱觀當代的鄉土文學創作，為什麼品格上整體趨於低水平，就是因為寫作者“匍匐於鄉土，醉倒於村俗”，感性泛濫，理性缺失。而魯迅的鄉土文學，為什麼有那麼豐沛的理性和那麼宏富的內涵，是因為他著眼於“立人”，從民族曆史和國民性的層麵上“審視”鄉土，獲取鄉土之外的意義。幸運的是，我在從事寫作之前，就較早地接觸到了魯迅的作品，那時，好像也就是十四五歲的年齡，正是內心敏感階段，留下的烙印是深的，便不敢草率書寫鄉土，總想仰望魯迅的身影，能寫出一點高度和深度。於是，即便是學寫了一些篇章，也陸續有所發表，但也不敢視為正式作品，而是作為日後正經創作的素材準備。後來，我又陸續讀到了一些世界鄉土文學的經典作品，譬如懷特的《人樹》，諾裏斯的“小麥三部曲”，胡安·魯爾福德《平原烈火》，埃林·彼林的《土地》、《未收的麥田》等，豁然生出一種全新的認識：處理童年經曆，絕不能一味緬懷；寫鄉土物事，也絕不能一味沉醉，要有成人襟懷、現代眼光和城市經驗的關懷和關照，一如螞蟻爬行得再努力、掘進得再深入，總是向下的，頭頂上的風光它是看不見的。如果插上一雙小小的翅膀，飛上一個小小的高度，看世界的緯度就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就會從線性思維、平麵思維、傳統思維，上升到理性思維、立體思維和現代思維，如此一來，寫作的“準確性”，就會有更高程度的傳達。所以，我要求自己，即便是寫自敘傳，也要取法乎上，跳出小我，寫出普世的意義。
雖然屠格涅夫很動人地說，我隻有在俄羅斯的大地上才能寫得好，但那是他在歐法羈居得太久之後生出的一種文化鄉愁，至於我個人，如果隻盤踞在京西這塊小小的鄉土，而不跳出“三界”之外。站在北京城的製高點上回望京西，肯定是寫不好的。因為批判、審視和反觀眼光的缺失，隻會讓我們寫出起點過低的鄉村挽歌。
所以，我們的鄉土文學寫作，要融入高度的文化自覺，它雖然立足於童年、過去和鄉土，麵對的卻是成人、現在和城市，要揭示人與土地的關係、人性生成的路徑和文明進化的得失——讓不同的文明狀態，從對抗走向更有機的相互融合，讓不同的生存方式從隔膜走向更內在的相互滋養。簡而言之，它應該是寫給成年人的現代童話，是寫給城市文明的鄉村寓言。
2012年10月6日於北京良鄉石板宅
凸凹
本名史長義，1963年4月17日生，男，漢族，中共黨員，北京房山佛子莊人。係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北京文聯理事、北京作家協會理事、北京評論家協會理事、北京作協簽約作家、《散文選刊》散文排行榜評審專家、房山區政協委員，房區山文聯主席。
創作以小說、散文、文學評論為主，已出版著作近30部。著有長篇小說《慢慢呻吟》、《大貓》、《玉碎》、《玄武》、《歡喜佛》、《正經人家》、《永無寧日》等8部。著有散文集《以經典的名義》、《風聲在耳》、《無言的愛情》、《書性與人性》、《書卷的靈光》、《遊絲無軌》、《兩個人的風景》等12部，著有中篇小說集、短篇小說集、報告文學集和評論集各1部，另發表有中篇小說《稟性》、《神醫》、《字戒》和短篇小說《斷指》、《淘金》等50餘篇，出版和發表作品550餘萬字，被北京市委列入“首都文藝人才百人工程”，被評論界譽為繼浩然、劉紹棠、劉恒之後北京農村題材創作的代表性作家。多部作品獲獎。獲第五屆北京市“德藝雙馨”文藝家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