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陳永貴自春節回家省親，在村裏住了好幾個月，走後不久又回來，同前兩年專司京官的情況有了很大區別。畢竟農村人單純實在，鄉親們看待陳永貴，不以副總理之尊，不以其中外揚名之顯，而是創業路上櫛風沐雨、同舟共濟的深厚情誼，自然亦有對老支書遭受厄運的同情和共鳴。
住在村口排窯裏的梁便良到中心大院看他來了。這個說話做事實打實的漢子進門來沒說多少安慰話，隻是悶著頭陪陳永貴抽煙。
住在棗樹底新房的賈承讓來了，進得門來，一聲“哥呀”，將陳永貴叫得心碎……
這一個接一個的細節，將大寨處於低穀、陳永貴遭受厄運時大寨人樸實無華的真情展示了出來。
另外，在表現情感方麵的細節，感人的還有如郭鳳蓮找鄧小平討說法，宋立英、郭鳳蓮到北京探望病逝前的陳永貴等細節，讀罷令人感動不已。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說，作家孔令賢不是單純地敘述曆史事件，也不僅僅停留在對肖像的表麵描寫上，而是重視人的思想情感的展示，靈魂深處的挖掘。我認為這是《大寨滄桑》對細節描寫的第二個特點。
三、采擷生活的“閃亮”細節
對於有經驗的作家來說，總是在擷取、選擇、提煉、運用細節上，頗著功力而不惜花大氣力的。為了擷取有表現力的細節，契訶夫一輩子外出旅行都是乘坐三等火車，目的是接觸更廣泛的生活和人；巴爾紮克經常不辭辛苦地悄悄尾隨在工人夫婦後麵，入迷般地聽他們講家常話。
我們從剛才介紹孔令賢與大寨的情緣看，從他深入大寨積累素材、挖掘“金礦”的經曆看，他就是當代的尋找生活中“閃亮”細節的“契訶夫”、“巴爾紮克”。
我們還是從《大寨滄桑》書中擷取幾個“閃亮”的生活細節，來看孔令賢采擷的“金礦”吧：
這梁便良乃梁話雲之子，早年舉家由五裏外的閻家莊窩逃荒至此，家境貧寒，8歲就給人放羊，12歲當小長工，給東家幹活，隻管飯，不付工錢，哪天不幹活就吃不上飯。他個子小，趕驢送糞夠不著卸馱，就從路邊搬塊石頭站上去，用頭頂住馱往下揪。天長日久，頭頂鼓起個大疙瘩，還常遭東家打罵。加入陳永貴的互助組後，梁便良個子小，手夠不著馱在牲口身上的簍馱，就用老辦法，頭頂著往下卸，如此，送糞的次數倒比別人還多。
——梁便良因個子小，用頭頂著馱往下卸，這一細節著墨不多，但很生動、形象地道出了他苦難的少年，艱辛的人生，不畏困難的硬骨頭精神！經年累月掄錘，賈進財手上厚如銅錢的老繭裂開諸多血口，密密麻麻如蜘蛛網。陳永貴看著心疼，多次勸其休息幾天，他卻不肯。晚上回家，他讓宋立英用針線將厚繭的縫兒縫合上，抹上豬油黃蠟，再用布條緊緊紮住。吃飯時，手疼得不能端碗拿筷，就將飯碗放在炕沿上，人蹲在地上湊到碗邊上喝。歇上一夜，第二天一早照常進山采石。
這一細節非常形象又有說服力，這是一條硬漢子，大寨鐵人！
車爾尼雪夫斯基指出：“唯有那體現了真實思想的作品，才會是藝術的作品，隻要形式和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話。要解決後一問題，就得考察作品的各個部分和細節是不是確實是從它的基本思想中引申出來的。不管某一細節某一場麵、插曲寫得多麼美好動人，但倘若它不是為了極其圓滿地表現作品的基本思想，那它就會損害作品的藝術性。”作為作品的細胞——細節描寫，隻有和作品的整體血肉交融在一起的時候，它才能在實現人物性格，深化主題思想，渲染環境氛圍等方麵，發揮以小勝大、以一當十的作用。
（原載《大同日報》，2006年4月2日。
作者單位是山西省作家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