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這段經曆時，謝霆鋒說：“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下生活，最大的得益不是音樂上的進步，而是鍛煉到意誌力。尤其是當一個人完全孤立無援時，那一刻才會明白自己應該怎樣做。在日本，我永遠都是穿件爛T恤，一條牛仔褲，一雙舊波鞋，背著吉他、行囊，身上隻有幾千元，到處漂泊流浪。那種感覺就像個流浪漢一般。我生命中經曆得最多的事，就是在日本那段時間，至於領悟到什麼，或是那種感覺是怎樣的，就真的很難用言語說出來。”
在美國和日本的這兩段經曆，對於謝霆鋒的人生來說，經曆是兩個極端，一個是將自己寓於一種頹廢的環境之中，一個是將自己置於一種落拓的環境之中。在頹廢環境中，謝霆鋒找到了人生的參照物，他不想和那些美國孩子一般沉淪，因此開始圖強，開始奮進。看到身邊那種頹廢的潮流而思考自己，從而獲得一種人生定位的思考。在日本那落拓的環境之中，他又體驗到一個人的一生，總會有高潮有低穀，體會到一文錢愁倒英雄漢的社會現實，也意識到人生之不易，奮鬥之必要以及自我調整的重要性和方法。
不過也十分可惜，他在這兩個地方生活的時間都很短。在美國那段日子，原本應該有一個思考和沉澱的過程。那或許應該是兩年或者三年，這很可能是一個靈魂得到洗禮所必須付出的時間代價。然而，他在那裏待了不足半年，便因為家變而中斷了。至於日本的生活，那原本是一次短期培訓，計劃中隻是幾個月的時間。就他個人而言，自然希望能夠早點脫離那種狀態。以他當時的年齡和心理基礎，根本不可能意識到，他生命中所缺乏的，正是這樣的磨煉。
1996年底，謝霆鋒離開日本，回到了香港。
從此，在他生命曆程中，物質條件最為艱難的日子，永遠地結束了。隨後掀開的是完全不同的生活，過早地讓他領略了生命的絢爛和事業的輝煌，這種快速的成功，衝淡了他這一年多時間裏所經曆的磨難，讓這些磨難成為了生命中的一種點綴，而並沒有成為人生必要的基礎。日後的謝霆鋒總顯得浮躁、飄忽，顯然與這種基礎不紮實、不牢固，有著極其重要的關係。
人生這一課，他大概是永遠都沒有機會再補了。
未來，謝霆鋒如果能夠變得更加堅定成熟，而不是成為香港娛樂圈中的第二個謝賢，他沒有任何磨難的基礎可供依憑，惟一的辦法，就隻有增加內省力。一個人通過思考而獲得某種領悟，比艱難的生活逼著他去領悟，要難得多。所以，這一過程，將會異常的漫長，或許會伴隨他終生。
1996年12月，謝霆鋒和飛圖唱片公司（英皇娛樂前身）簽約。
這原本隻是一個尚未成名的歌手和唱片公司一次極為平常的商業行為，但正因為他是謝霆鋒，是謝賢和狄波拉的兒子，這次簽約，便顯得非同凡響。簽約當天，可謂盛況空前，不僅僅有他的明星父母到場為他助陣，而且很多香港娛樂圈的大哥大大姐大，也都到場助陣。這些人包括了汪明荃、成龍、鄧光榮等。這既說明了謝賢和狄波拉的名聲和人緣，也說明英皇作為香港娛樂圈的超級航空母艦，能量非同一般。
謝霆鋒最不喜歡的是在父母的陰影下長大甚至成名，他一直覺得自己之所以能夠成名，一切都是靠自己努力得來的。他固執地持有這種觀念的同時，始終都忽略了一點，如果沒有父母的名聲以及事業基礎在背後硬撐著他，他能否順利簽約一家唱片公司，即使簽下了一家公司，在經曆了一連串波折之後，人家是否一如既往地力撐他而不是雪藏他，都是一件極其難說的事情。
自然，謝霆鋒和英皇公司，尤其是與老板楊受成之間，還有其它一些緣分。
早在謝霆鋒還隻有15歲，從加拿大回到香港讀書時，恰逢英皇公司的周年慶典，在那次晚宴上，謝賢夫婦作為楊受成私誼甚厚的老友，自然被邀請參加，謝霆鋒也沾了父母的光，成為當晚的嘉賓之一。
慶典當中表演即興節目時，主持人知道謝霆鋒的歌唱得很好，便想邀請他即興上台演唱一首。但是，謝霆鋒拒絕了。楊受成知道後，走到謝霆鋒和謝賢他們這一桌，親自邀請他。在香港娛樂圈，楊受成是一個炙手可熱的人物，又是謝賢和狄波拉的老友，他親自邀請謝霆鋒，可以說給足了這個年輕人的麵子。沒料到，謝霆鋒同樣拒絕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