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曾經在1926年離奇地失蹤了一段時間，沒有曆史記載。我因寫作關於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的紀實長篇《紅色的起點》涉及陳獨秀，訪問了當年陳獨秀的秘書、密友鄭超麟先生。鄭先生當時已90歲高齡，記憶力不錯。他向我透露了其失蹤的鮮為人知的原因：
“陳獨秀因為患傷寒病住進醫院，那時候陳獨秀與一個女人同居，所以他不願讓任何人上他家。他住進醫院，也是由那個女人照料生活，不願讓其他人知道。”
鄭超麟終於說出了其中的“秘密”……
陳獨秀哪裏去了
事情發生在1926年1月下旬。
陳獨秀是中共早期的首腦人物。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上，陳獨秀被選為中央局書記，相當於總書記。在中共“二大”、“三大”上，陳獨秀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也相當於總書記。在中共“四大”、“五大”上，陳獨秀擔任總書記。陳獨秀連任中共五屆總書記，而且又是“五四運動總司令”（毛澤東語），名聲很大，引人矚目，所以他的行蹤隱秘，以避開敵探耳目。他的住處經常搬動，而且地址絕對保密。中央和他往往單線聯係。在1926年初，是由中共中央會計兼秘書任作民（任弼時的弟弟）和陳獨秀單線聯係的。
當時陳獨秀住在上海。他的最後一次露麵，是在1926年1月中旬接見從廣州參加國民黨“二大”後回滬的朱蘊山。通常會見客人或者開會，陳獨秀總是到上海虯江大戲院西邊廣東街正興裏的任作民住處來，從不讓客人上他家。會見朱蘊山時，陳獨秀聽取了彙報，並派柯慶施、薛卓漢和他前往安徽，開展工作。
此後，陳獨秀多日未來任作民處辦公。往日，他常去的上海長沙路亞東圖書館編輯所，也不見他的蹤影。這時陳獨秀的家庭地址，連任作民都不知道。
就在這時，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來到上海，急於見父親一麵。陳延年是陳獨秀長子，1922年入黨，曾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回國後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即省委書記）。陳延年來到上海亞東圖書館，找到經理汪孟鄒。汪是陳獨秀的密友，居然也不知陳獨秀的下落。四處尋找，杳無音訊。
大家都急了。陳延年甚至急得流淚了。大家猜測：凶多吉少！
陳獨秀失蹤的消息不脛而走，傳進國民黨右派的耳朵裏去。國民黨右派趁機放出謠言：陳獨秀秘密前往武漢去了，去勾結軍閥吳佩孚！
於是，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周刊在1926年1月21日出版的第143期上發表了題為《國民黨右派的小伎倆》一文，對國民黨右派的謠言加以駁斥。
不過，陳獨秀究竟在哪裏，中共中央機關也心中無數。估計最大的可能性，是被敵人暗中抓去。中央派出了青年團員高爾柏，來到上海遠郊的鬆江縣城。高爾柏是鬆江人，而當時的江蘇省長陳陶遺也是鬆江人，高、陳兩家有著世交之誼。高爾柏見到了正在鬆江的陳陶遺，轉彎抹角地摸動態，結果陳陶遺一句也沒提到過陳獨秀，似乎他們沒有抓到過陳獨秀。
實在找不到陳獨秀，隻得由任作民出麵在《民國日報》上登載了“尋人啟事”（聯絡暗號）。見報之後，依然毫無音訊。
直至2月下旬，陳獨秀突然出現在任作民的住處。陳獨秀笑嘻嘻的，一點也沒有被捕的樣子。中央機關的工作人員獲知總書記安然無恙，鬆了一口氣。陳延年正準備上船離滬，也被急急召回，父子相見，格外高興。
總書記“失蹤”一個來月，到哪裏去了呢？據陳獨秀解釋說，他在1月下旬突然患傷寒，住進了醫院，於是與黨中央失去聯係。在醫院裏，他看到了《民國日報》上的“尋人啟事”。他以為反正過些日子就可康複出院，所以沒有馬上與任作民聯係。
一場風波，就這樣結束。此事被1926年2月下旬的《中共中央特別會議文件》稱之“陳獨秀失蹤”事件。
陳獨秀的三次婚姻
事情過去多年，我訪問了當年陳獨秀的密友鄭超麟先生。
鄭先生雖已九旬高齡，記憶力仍很不錯。他用一口福建話向我透露了陳獨秀失蹤的鮮為人知的原因：陳獨秀患傷寒病住進醫院，這固然確有其事，但是生病照理並不妨礙他與任作民取得聯係。任作民是一個非常細心、謹慎而又可靠的人。早在1920年，他便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然後赴蘇聯學習，於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陳獨秀遷居後，為什麼住處對任作民也保密？
“因為那時候陳獨秀與一個女人同居，所以他不願讓任何人上他家。他住進醫院，也是由那個女人照料生活，不願讓任作民知道。”鄭超麟終於說出了其中的“秘密”。
陳獨秀曾結婚三次。他與先後三位夫人，都是公開結合的。
陳獨秀的結發之妻叫高曉嵐，乳名大眾。結婚那年陳獨秀17歲，高曉嵐20多歲。高曉嵐是清朝安徽安慶營統領高登科的長女（陳獨秀是安慶人）。這一婚姻是由陳獨秀的母親和他的叔父陳衍庶擇定的（陳獨秀的父親陳衍中早亡，把陳獨秀過繼給陳衍庶）。婚後，高曉嵐生三子一女，即陳延年、陳喬年、陳鬆年、陳筱秀。不過，高曉嵐是一舊式女子，文盲，與陳獨秀“思想相隔距不止一世紀”。隨著陳獨秀日趨進步，走向革命，家庭矛盾日深。
高曉嵐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妹妹，叫高君曼，乳名小眾，畢業於北京女子師範，喜愛文學，思想進步。陳獨秀與高君曼意趣相投，產生熱戀。1909年，31歲的陳獨秀和高君曼正式同居。後來，高君曼生一子一女，即陳鶴年（又名和年、哲民）、陳子美。
高曉嵐於1930年8月去世。翌年，高君曼病故。
陳獨秀的第三位夫人叫潘蘭珍，比他小20歲，是上海英美煙草公司的女工。1930年，陳獨秀和潘蘭珍在上海同居。當時，潘蘭珍並不知道陳獨秀的政治身份。直至1932年陳獨秀被國民黨逮捕，她才知道陳獨秀的政治麵目。她沒有離陳獨秀而去。陳獨秀出獄後，她一直與陳獨秀生活在一起，直至陳獨秀1942年5月27日晚病故於四川江津。
高曉嵐、高君曼、潘蘭珍都與陳獨秀先後共同生活多年，三位夫人的身份都是公開的。友人來訪，陳獨秀從未讓夫人回避。
唯一例外的，便是那位造成“總書記失蹤”事件的女人。當時，陳獨秀與高君曼已分居而未離婚。高君曼帶著兩個孩子住在南京，陳獨秀每月給她寄30元生活費。
造成陳獨秀與高君曼不和的原因，便是因為陳獨秀另有所愛。
那個女人究竟是誰？鄭超麟從未見過她，陳獨秀也未談起她。
關於她，中共“一大”代表李達在1954年2月23日給上海革命曆史紀念館的一封信裏，倒是提及幾筆：
（1922年）陳獨秀出獄以後，仍住在（上海）老漁陽裏2號，他被拘留的時間，不過兩星期，他的寓所並沒有黨的文件（文件都在輔德裏625號），所以他在原寓所還住了兩個多月。4月間，他一個人曾在（上海）南成都路靠馬路的住房中，租了樓上一間統廂房住下，曾去過這地方。他在這裏也隻住了一個月。5月間，他又搬到上海縣地界住下。他的住所並不曾通知我，每隔三五日到我的寓所來處理一些文件。他在上海縣地界的寓所，隻有一個名叫李啟漢的同誌知道，因為李啟漢在上海縣地界無意中遇到了陳獨秀，才進到他的寓所去，據說有一個年青的女子和陳獨秀同住著。
這位“年青的女子”是誰？李達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