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詩人，能得到上自帝王的知音，下至黎民的擁戴，白居易恐怕是絕無僅有者。
唐宣宗聞白居易死，以詩悼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叫冥路作詩仙。浮雲不係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唐詩紀事》卷二）
而據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白居易竟有如此熱愛其詩歌的追星族，簡直令人叫絕了：“荊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成式嚐與荊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皆能暗記。反手指其去處，至‘不是此翁偏愛菊’，則有一人，持杯臨菊叢。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掛纈，纈窠鎖勝絕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為‘白舍人行詩圖’也。”
整部中國文學史中，與大眾如此呼吸相通、生息相關、聲氣相連、心神相交的文人，還真是很少見有與他相匹敵者。所以，對於我等身在其中的，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壇來說，相比之下，就不免感到相當敗興，相當沮喪，很是打不起精神來呢！
雖然，每閱文學期刊的五光十色；每逢文學評獎的轟轟烈烈；每見評論界精英聯袂攜手，盛讚某部作品之不朽時，那唾沫星子呈天女散花之狀；每聞某位大師、準大師、半大師，即將進入文學史，那人五人六、人模人樣，秀作得一塌糊塗之時……這一桌豪男美女、雅士文痞、遺老遺少、騷人墨客團團圍住的文學盛宴，或搔首弄姿，或打情罵俏，或油頭粉麵，或花枝招展，這種中國文學的表象，應該是形勢一派大好，而且越來越好的。然而，麵對讀詩的人沒有寫詩的人多，讀小說的人沒有寫小說的人多的漸次式微的悲涼現狀，不由得擔憂起來，如此下去，中國文學離完蛋到底還有多遠？
無論篩鑼也罷，擊鼓也罷，無論炒作也罷，啦啦隊的齊聲呐喊也罷，哪怕是得到，或即將得到，或在不久的未來有可能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這個誰，或者那個誰，無論在文壇上怎樣的鼎鼎大名、如雷貫耳，我敢保證，絕大多數的中國大眾，種地的、做工的、擠公交車的、領低保金的，都會搖頭回答你：不知道，不曉得，不認識，沒聽說過。
因為，時下這些紅得發紫的作家也好，詩人也好，評論家也好，都是在一定的圈子裏紅得發紫，都是在相對局限的範圍內叮當亂響。跳開這個圈子，無論紅紫，均化烏有；超出這個範圍，任何動靜，闃無聲跡。根本不可能像白居易那樣，處處見他的詩，具有家喻戶曉的聲勢；人人讀他的詩，擁有人無不知的盛名。一千多年前的中國，白居易的詩，可以說是婦孺盡知，老少鹹宜，街頭巷尾，傳抄讀唱，簡直成為全民的精神食糧。
為什麼當代文壇的熱鬧、響動、聒噪、喧囂，總是折騰不出文壇以外呢？為什麼當代文人，總是自產自銷、自娛自樂、自慰自戀、自我陶醉、自我加冕，自以為盛名天下，而其實，最最普通的中國大眾，卻了無所聞，漠不關心呢？
道理說來也很簡單，你為大眾寫，大眾買你賬。反之，你若不為大眾寫，大眾也就不會買你的賬了。因此，白居易為大眾寫作的詩，甚至千年以後，在當今中國的土地上，不還有人在讀他的詩嗎？隻要是識幾個漢字的中國人，無一不能信口念出一兩句白居易的詩，這就是為大眾的文人和為小眾的文人其根本差別所在。
所以，《與元九書》給我們的啟示，或是值得我們研究注意的：
一、白居易寫作的博大胸懷，並不是當下文壇上的頂尖人物所具有的。他對元稹說：“微之！古人雲：‘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仆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誌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
二、白居易對唐詩的小眾化寫作傾向，是持批判態度的。他以李白、杜甫為例：“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所以，他的文學主張，是極其現實主義的。他提倡“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也就是不脫節於時代，不疏離於大眾；也就是關注政治，關注現實，關注社會。而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學，卻早把為大眾寫作這樣的神聖使命，視之如敝屐地拋棄了。
三、我們還看到了這位詩人為實踐其“仆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的承諾，寫出了一係列同情大眾的痛苦，揭露統治階層的腐朽和殘酷的詩歌，而遭遇到的沉重壓力。“凡聞仆《賀雨》詩，而眾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仆《哭孔戡》詩，眾麵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原》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所以，他不禁感慨：“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誌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盡管如此，他也矢誌不變地堅持著他為大眾寫作的文學主張。這種赤誠的文學信念，也不是在象牙塔裏淺吟低唱的當代文人所能理解的。
所以，從表麵看來，公元815年（唐元和十年）六月間，在鹹陽大街上所發生的這起政治刺殺事件，似是白居易誤打誤撞，不幸碰上而牽扯其中的個案。其實，就詩人的性格而言，就詩人的文藝思想而言，隻要他抱定為大眾寫作，隻要他鐵定了心，將“下人之病苦”以及一切人間不平，通過他的詩篇公諸於世，早早晚晚也會被掃地出門，逐出鹹陽的。
一個中國文人，隻要與最大多數中國人同聲共氣，在一部中國文學史上，類似這種“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的結果，就不是一個很偶然的例證了。
也許，為大眾寫，被大眾讀，寫大眾事，讀大眾心，是一個很過時的話題了。我敢肯定，現在來談這篇《與元九書》，會惹得先進者的恥笑，高明者的不屑，假洋鬼子的撇嘴，憤青們的群起而共攻之。然而，我們的文學，要是不改初衷，繼續沿著這條越走越窄、越來越失去讀者，到最後隻能自得其樂，而沒有人會看一眼的小眾文學之路走下去，還能苟延殘喘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