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所有的一切恩典，是他仕清以後，椎心泣血，悔恨萬分，最不能原諒自己的原因。在中國人心目中，忘恩負義，最被人不齒，在封建社會裏，帝王之恩，你也背叛，哪還有什麼人味呢？據民國蔣芷儕《都門識小錄》：“昔吳梅村宮詹，嚐於席上觀伶人演《爛柯山》（即《買臣休妻》），某伶於科白時，大聲對梅村曰：‘姓朱的有甚虧負於你？’梅村為之麵赤。”可見時人對他的背主仕清，是尤其憎惡的。朱由檢行事峻急，糾刻猜忌，罰重恩薄，少見情義，對他卻是優渥有加，關愛備至。這一問，真是問到了這個“兩截人”的心痛處。
“兩截人”，當時的流行話，係指明朝的官，薙發蓄辮，又來為清朝的官的一班人。據清人劉獻庭《廣陽雜記》：“順治間，吳梅村被召，三吳士大夫集虎丘會餞。忽有少年投一函，啟之，得絕句雲：‘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舉座為之默然。”這則軼聞，便是對“兩截人”的最好注釋。
“明亡後，清廷召誘天下之士，同征周廷瓏、姚思孝等皆堅執不赴，又有李灝以絕食自戕相抗，梅村一時腸軟，忍誌赴召。”清人入關後，武力征服的同時，也進行文化征服，在中國曆史上，所有想成大事而文化低下的異族統治者，無不籠絡和倚重漢族知識分子，以鞏固和加強其政權。滿清政權用征召的辦法網羅文士，從多爾袞、多鐸起，到福臨親政後，是一以貫之的政策。江左三才子的錢謙益、龔鼎孳早就成了“兩截人”，吳梅村焉能例外？
有人認為劉獻庭所記軼聞，為杜撰之詞，其實謬矣。盡管虎丘會餞時，吳梅村尚未赴召，但他的被召，和他的必然要應召，已成定局之事。因為他既不堅示拒絕，又不盡力隱匿，而且還作秀，做大秀，不是明擺著在等著清廷來征召嗎？因此，某個人打油一首，給這位在大會上出足風頭的吳學士，開個玩笑，有什麼不可能的呢？“寄語”二字，多少帶有一點勸誡，閣下，已經是一半清朝一半明了，你還執意要去做兩朝天子一朝臣嗎？
應該看到，第一，清廷對這樣一個大文人，漢族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早晚要控製在自己手中，不會放任不管，聽其自由的。第二，那些已經為清廷效力的前朝官吏，也要拉他下水，豈能容他成為名節孤貞之士，萬世流芳？雖然，他可以找到一百個理由，為自己的變節推卸責任，但是，遲至順治九年、順治十年，滿清當局才將焦距對準他，我認為，很大程度是他個人拚命造勢的結果。
明亡十年，吳梅村足跡遍江南，說明也並未閑著，說明他也是生怕世人將他忘卻。文人之不甘寂寞，本是通病，過去如此，現在也還是如此。這也是越有名氣的大師級的文人，所以要在主席台前排就坐，露出那張核桃臉，笑容可掬的緣故。
當年，在崇禎朝的黨爭中，吳梅村雖然有點虎頭蛇尾，“拔腳風塵際”，但政壇之爭，說到底，是權力之爭，張溥讓他上了這一課，積極的方麵使他懂得了政治的險惡，消極的方麵也讓這個年輕人感受到權力的誘惑。在握有權杖的盛宴上，那一杯文學的美酒，又算得了什麼？這也是他在大清王朝鼎革之後，終於不願老死牖下的原因。何況身邊有一個密友兼親家陳之遴，這樣“兩截人”的樣板在。“怎麼活不是活？”這也是所有弱者在選擇下下策時，給自己的合理解釋。
上次崇禎六年的虎丘大會，不到三十歲的吳梅村，是以“聯捷會元、鼎甲”和“翰林院編修”身份出現的，不過是風流儒雅的青年才俊，充其量是眾望所歸的明日之星。而這次順治十年的虎丘之會，他不同了，四十多歲的吳梅村，已是一位眾星捧月的精神領袖，一位舉足輕重的文壇重鎮。這次“和合之局”，實際為錢謙益所發起，所策劃，其目的，是為了凝聚漢族知識分子，精誠團結，不起內訌，使異族統治者從中漁利。可這種在統治者眼皮子底下聚眾集會，應該說與體弱多病的他，那怯事畏難的習性相背的，但吳梅村挺身而出，擔綱主演，勇於任事，我覺得其中不無他個人的利益考量在內，因為，他終於等到一次向當局顯示其實力的機會，值得一試。
果然，他成為與會數千文士共推的宗主，清廷馬上下征召令，克日進京。
結果，令他大失所望的是，他付出變節的代價，付出叛主背恩的代價，付出數十年聲名的代價，付出在知識分子中樹立的高風亮節的代價，得到的是冷遇，是漠視，是猜疑，是不信任，是區區不足道的一名編纂，小小學官而已。早知如此，不若不降。
可你也不想想，一位歸順得太晚的文人，還能指望坐穩江山的順治，為你開歡迎會麼？於是，在京三年期間，風雲譎變，如鳥驚弓，大案迭興，惟恐牽連，舊病複發，沉屙難愈，親友遠離，處境淒涼，日子過得誠如其言，“無一刻不曆艱難，無一境不嚐辛苦”。他細細算了算賬，什麼也沒有得到的同時，他這個人，這個人的一生，這個人的未來，都成了零。這場不是賭博的賭博，這場不是投機的投機，真是輸得夠慘。
文人，有什麼辦法？能夠不存任何幻想，決絕地挺直了腰杆站立者，又能有幾多？
前途維艱，後路淒涼，草間偷活，沉吟不斷。從此，吳梅村一直生活在懺悔中，直到他的《臨終詩》：“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應填補，總比鴻毛也不如。”還兀自悔恨不已。一直到死神來臨的那一瞬間，他對他的背叛，他的失節，也始終不肯自諒，長歎“浮生所欠隻一死”，“竟一錢不值何須說”，闔上了眼睛。
據《清史稿》：吳偉業“臨歿，顧言：‘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死後殮以僧裝，葬我鄧尉靈岩之側，墳前立一圓石，題日詩人吳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銘。’聞其言者皆悲之”。
懺悔，是一種崇高感情，是一個大寫的人，對自己，對世界，對曆史所體現出的負責感情。今天，重新溫習吳偉業這段史實，我想，還是很具有現實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