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在這本論文集裏的十二篇論文，是我迄今為止關於唐詩所寫的幾乎全部文章。最早的一篇，寫於1971年（昭和四十六年），當時我二十一歲，是大學四年級學生，代為畢業論文而作；最晚的一篇，完成於2005年（平成十七年），我已五十六歲。其間，曆經了三十五年的歲月。《詩海撈月》這個書名，取自謝靈運的詩句“掛席拾海月”。這本論文集裏撈出來的“月”，理解為月亮也可以，理解為貝殼也可以。下麵就各篇論文的出處等事由稍作簡要說明。
《論孟浩然的詩》，於1981年3月發表在大阪大學言語文化部的紀要《言語文化研究》第7號上。實際上，這篇論文寫於發表的十年以前。當時我就讀於京都大學經濟學部，卻無心進公司就職，大膽而盲目地升起了進文學部讀研究生的念頭。文學部的研究生考試要求提交與報考專業有關的論文，幸好經濟學部不用寫畢業論文，於是我就蜷縮在京都的蝸居裏，一邊靠著電暖桌取暖，一邊拉雜地寫些關於孟浩然的東西，好歹趕在報名截止日期前把論文大致作出來了。接著參加考試，很幸運，筆試通過了。下麵隻等麵試。
麵試地點就在中國文學科主任小川環樹先生的研究室，位於現已拆毀的文學部舊館二樓東南一角。除小川先生外，入矢義高、清水茂兩位先生也作為麵試官在場。提問的主要是小川先生，其他兩位先生都隻是在聽。小川先生主要圍繞論文來提問題。我還記得，他開口的第一句話是“寫了很多啊”，那種似乎有些無可奈何的語氣，讓我實在忘不了。也許，那是由於我的極端疏忽，不知道文學部的慣例，論文沒有用有格子的專用稿紙來寫，而是密密麻麻地寫在一般的普通稿紙上，所以先生無從正確估計字數。可是，出乎意料，小川先生竟然誇了我幾句，這讓我高興得手舞足蹈、得意忘形。就這樣，我順利地升入了研究生課程。
到底，我的論文的什麼地方讓小川先生中意了呢？論文後來返還回來，先生用鉛筆畫了圈的地方，是以下幾處：
“也就是說，他對自然的愛，可以說是集中在自然處於活動狀態的瞬間。即使是靜止的自然，有時也要給它增添幾分動感。”
“因此，他注視的自然也總是在不斷地變化。旅行這種行為狀態決定了他注視的自然隻是一瞬間的風景，很可能是一期一會。所以，他對自然看得很深。”
“孟浩然對活動變化的自然的敏感從別的事實也顯示出來。這就是出現在他詩中的大量的‘水’。其中既有水本身，又有由水延伸開來的風景。”
《“海月”是什麼？——從李白〈同友人舟行〉談起》，於1982年3月發表在大阪大學言語文化部的《言語文化研究》第8號上。
《杜甫與道教》，於1990年3月和1991年2月分上下兩部分發表在大阪大學言語文化部的《言語文化研究》第16號和第17號上。這篇論文原本寫成於發表的約十年前，是作為由福永光司班長主持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隋唐時代的道教與佛教研究班”的研究報告，後因種種問題，福永班長的報告書一直未能完成，我的論文原稿也就一直擱置在他手中。時距十年後發表的這篇論文，是以那篇稿子為底稿重新寫成的。我提交論文的時候，曾與當時在大阪大學任教授的日原利國先生談起過論文的概要，日原先生表示很希望一睹。可是，先生調去京都大學後不久便病逝，最終未能請他過目，這令我至今仍感心痛。
《杜甫與聯句》，於1992年1月發表在大峰顯氏主辦的俳句雜誌《晨》第47號上。這一年，我已經定於4月份開始去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進修。臨行之前，在3月份左右，為了向小川先生道別，同時也為了探望先生的病情，我去了京都北郊八瀨的醫院。小川先生病室的窗外是著名的賞櫻之處，那時，櫻花已經明豔地開放著。先生躺在床上，麵容雖然有些憔悴，但看起來並不那麼嚴重。隻是，看著病床周圍堆積如山的未開封的信件和書籍，先生隻淡淡地說：“沒有力氣讀了。”那時，先生的夫人不在，隻有一位護士在照料他。我先談了一些準備在中國做的研究計劃，然後，想到能為先生解悶也好，便把帶來的這篇隻有兩張紙的小文交給他。先生躺著便讀起來，讀完後，說：“有意思。我還不知道杜甫有這樣的聯句。”探望病人的時間已久，我幾次欲示告辭之意，先生都依依不舍地又打開話頭，讓我一直欲辭不能。最後，終於還是下了決心。我還記得，辭別先生回到出町柳時，那天的夕陽出奇地燦爛。這是與先生的最後一次見麵。小川先生於翌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