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城市作為人類生存、生活、生產和從事各項活動的社區，其形成、發展、演變已有三千多年的曆史。現代世界人口城鎮化的速度越來越快，城市數量越來越多，類型也更加紛繁。麵對如此繁雜的城市，研究城市史的學者不得不依據某些共性特征將城市進行分類，然後，再逐類研究、比較。美國學者肖伯格（Sjoberg）把所有曆史上已知的城市劃分為兩類，即前工業化城市與工業化城市；韋伯（Weber）則將城市分為西方型與東方型兩類。施堅雅（Skinner）的分類方法較之肖伯格、韋伯更進一步，將同一類型的城市又分為不同的層次。指出：“‘前工業化城市’應劃分出農業文明城市（有縉紳士大夫）和原始國家城市（沒有縉紳士大夫）。這三個（或者還要多些）基本城市類型（即農業文明城市、原始國家城市和工業化城市———著者注），每個類型都可分成自治的或飛地式的與依附的或自成整體的兩類。這些分類還可以依其文化基礎或地理基礎再加細分：出現於原始國家的依附的或自成整體的那一類，又可再分成新大陸樣板（印加、何茲特克等等）及非洲樣板；農業文明中的依附的或是自成整體的那一類，也可初步再分成東歐型、中東型、印度型、華夏型（Sinic）等等。最後，在層級的下一級，華夏型一類又可再劃分成中國的、越南的、朝鮮的、日本的，以及一些別的變種。
有些命題據說適用於中國城市，適用於所有的華夏型城市，適用於世界各地農業文明中的依附的或自成整體的城市，適用於農業文明中的一切城市，以至最後適用於一切城市。”無論怎樣分類，東方型、華夏型、中國城市都是自成一格的，而且這一類型的城市發展曆史是以中國為主體的，並深深地影響了東亞國家。
那麼，曆史上的中國城市是如何影響東亞國家呢？一個最明顯的現象是中國古代都城的示範。都城自古被稱為“首善之區”，城製布局、建築風格不僅被本國地方城市仿效，也被鄰國都城學習、借鑒。特別是中世紀以來，東亞國家借鑒中國的都城製度，宮城、皇城、郭城“回”字形相套，主要建築沿南北中軸線布置且左右對稱，街區呈棋盤狀；宮殿、城門等名稱取象天地、日月星辰和四時，貫徹“天人合一”的理念，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這些構成了鄴、長安、汴梁、大都、北京、高句麗平壤城、新羅王京、百濟王城、高麗開城京、朝鮮漢陽城、日本藤原京、平城京、平安京、越南順化等都城的共同特點。
地方城市特別是官衙，其設計與平麵布局、職能配置基本上仿效都城內的皇城規製，以體現封建中央集權在地方的貫徹。《馮友蘭自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一書曾就清代湖北崇陽縣衙的格局、體製有所描述。曰：“衙門的大門上邊，掛了一塊豎匾，上寫‘崇陽縣’三個大字。豎匾表示以上臨下的意思。進了大門，繞過儀門，就是大堂。大堂前麵兩側各有一排房子，這是縣衙門的六房辦公之地。東邊一排三房是吏、戶、禮；西邊一排三房是兵、刑、工……大堂正中，有一座暖閣。暖閣中間有一張桌子、一把椅子，這就是縣官的公座公案。暖閣的上邊有三個大字：‘清慎勤’……這三個字是明太祖規定的，清朝也把它繼承下來了。暖閣的前邊有兩個高腳架子，一個架子上邊放一個黃布卷，另一個架子上邊放一個黃布包著的盒子……這個盒子裏麵應該是印，那個黃布卷裏麵應該是敕。這兩件東西，表示縣官是皇權的代表，他是代表皇帝在這裏辦事的……大堂後邊，就是‘宅門’……此門以內就是縣官的私宅。宅門進去，是二堂。二堂後邊，還有三堂。進了宅門，往西邊拐，就是花廳，是縣官會客的地方。
花廳西頭，有一個套間，叫簽押房，是縣官辦公的地方。花廳後邊，隔一個院子，就是上房……還有廚房和其它零碎房屋，都在東邊的院子裏。這個格局和體製，大概各州縣衙門都是一樣。”又曰：“故宮和一座縣衙門在格局、體製上是一致的，可以說縣衙門是一個具體而微的皇宮，皇宮是一個放大了千百倍的縣衙門……皇宮的本體是紫禁城，紫禁城的外圍是皇城，皇城的正門是天安門。天安門還有一段前衛的皇城，橫斷長安街，一直延伸到離前門門樓不遠的地方……這段城牆橫斷長安街的地方，東西各留有三個門洞，稱為‘三座門’。這段牆的南端又有一座門，明朝稱為‘大明門’，清朝稱為‘大清門’，清朝亡了以後改稱‘中華門’……‘大明門’或‘大清門’這些稱號的意義，就等於縣衙門大門豎匾上寫的‘某某縣’的意義。‘大明門’或‘大清門’，表示這個門內的主人是明朝或清朝的最高統治者，如同縣衙門大門豎匾上寫的‘某某縣’，表示這個衙門的主人就是這個縣的統治者。
在天安門和大清門中間那段前衛牆的外邊，東西各有三座大衙門，東邊三座就是吏、戶、禮三部，西邊三座就是兵、刑、工三部。這相當於縣衙門大堂前邊的東西兩側那兩排房子。從天安門進去，經過端門、午門到太和殿，太和殿就是‘大堂’，是皇帝正式坐朝的地方。從太和殿進去，中和殿是‘二堂’，保和殿是‘三堂’。保和殿後邊是乾清門，乾清門就是‘宅門’，此門以內，是皇帝的私宅。乾清門以外是外朝，以內是內廷。從乾清門進去，就是皇帝的私宅乾清宮，乾清宮就是‘上房’。”不僅皇城與地方官衙如此，而且府州縣城的布局也多仿效都城。這一現象在古代韓國、日本、越南大體相似。
這樣的體製、格局並不是明清的發明，而是曆代傳承、演變的造化，追溯其淵源，可以有充分的材料證明，起碼在東漢的鄴城，已經具備了這樣的體製與格局。鄴城城製，特征鮮明，平麵布局甚為規整，講究對稱，南北中軸線明顯，宮城、郭城內外相套，街路縱橫形成棋盤狀街區，這一製度不僅影響了隋唐的大興、長安，還影響到明清的北京。南北朝時期，高句麗采用這一城製，設計建造了平壤城。到了唐代，日本仿長安城建藤原京，也貫徹了此項製度，以後的越南阮氏王朝同樣借鑒此城製布置都城———順化，由此構成了整個世界古代城市“華夏型”基本特征。因此，中、韓、日三國的學者悉將古代都城製度的研究與鄴聯係起來，鄴城是揭示“華夏型”都城製度起源的關鍵。自公元580年，楊堅將鄴付之一炬，曆史名都鄴城變成一片廢墟，曆經一千四百多年風雨剝蝕、漳水衝淤，鄴墟漸漸被淹埋於地下0.5—10餘米。由於文獻散佚嚴重，有關記載少而亂，考古調查又很難大規模發掘，鄴城基本麵貌就像一個謎一樣，長久困擾著中外學術界。因而，破解鄴城之謎，厘清中世紀東亞都城城製源流關係，也就成了中國、亞洲及世界古代城市史研究上的一個疑難問題。
正是由於問題的重要、複雜與困難，鄴城研究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而須逐步展開。本項研究擬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全麵、係統董理有關鄴城的文獻與考古資料，將古書上的材料與地下考古文物及地麵調查材料結合起來，複原鄴城，辨明其城製與布局，進而將中、日、韓、朝、越諸國古代都城製度作比較研究，搞清楚中世紀東亞都城製度係統的起源與流變。
當然，欲解決這一疑難問題，需付出長期艱苦的努力，特別是一些相關的基礎研究，諸如鄴城始置，地名由來，周圍地理環境，其在曆史上所起的作用，史籍有關鄴城之記載，古今中外學者對其研究的情況，等等。這些問題的清理與探討，對於破解鄴城之謎是十分必要的。
二
鄴城，始置於齊桓公。《管子·小匡》曰：齊桓公“築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之地”。明嘉靖《彰德府誌》卷二《地理誌》引《城塚記》曰：“狄滅邢、衛，齊桓公築鄴城以衛諸侯。”《城塚記》疑為《汲塚記》，狄伐邢，時在公元前662年，次年，齊救邢，鄴城之築當在此年或以後。其地望是否即今鄴城遺址，文獻無明確記載。關於鄴之地名起源，可從“鄴”之字形字源上推斷，鄴從業從邑，根據約齋《字源》的解釋，“業”繁寫為“業”，從丵從木，為草木茂密成簇叢生的象形；“阝”同“阜”，阜即較高三層土山的形象。“阝”又同“邑”，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卷六下邑部釋“鄴”，曰：“魏郡縣，從邑業聲。”由字形字源推知鄴之地名，又由地名推斷鄴之初建，其地當在地勢較高草木茂盛之土丘上。至於桓公所築鄴城形製、建築，已不可考。
南朝宋裴駰《史記集解》卷七《項羽本紀》轉引《汲塚古文》曰：“殷墟南去鄴三十裏。”《尚書·書序》孔疏引《汲塚古文》雲：“盤庚自奄遷於殷，殷在鄴南二十裏。”《史記索隱》引《汲塚古文》：“盤庚自奄遷於北蒙，曰殷墟，南去鄴三十裏。”今鄴城遺址南偏西約三十裏即殷墟，從兩處古遺址的距離與方位看，《汲塚古文》的記載大體正確。《汲塚古文》是西晉太康二年發現於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墓中的文獻，又稱《汲塚書》，所記鄴即戰國時期魏國的城邑，其方位即今鄴城遺址。《水經注》卷十《濁漳水》曰：“（鄴）本齊桓公所置也……後屬晉，魏文侯七年，始封此地，故曰魏也。”又曰：“魏文侯以西門豹為鄴令也，引漳以溉鄴，民賴其用。其後至魏襄王，以史起為鄴令，又堰漳水以灌鄴田，鹹成沃壤，百姓歌之。”《戰國策·魏策》、《史記·滑稽列傳》、《漢書·溝洫誌》、西晉左思《魏都賦》等都記有西門豹、史起治鄴之事。魏晉以前文獻所記鄴城，地址均在今鄴城遺址，這說明自齊桓公築鄴，直至魏晉南北朝，鄴城地址並未曾遷徙。
20世紀90年代，河南省安陽市博物館焦智勤等在鄴城遺址采集到春秋戰國到漢魏時期的印陶戳記，其中帶有“業”字印陶二方，一方模印在半瓦當上，另一方戳印在陶片上，字體、風格甚似春秋時期，與戰國文字中的“業”字差異較大。金文中有“業”字。“鄴字的出現，可能在秦始皇廢除不與秦篆相合的六國文字，以秦小篆統一全國文字之際，以業字加‘邑’旁，寫作‘鄴’字。‘鄴’字就成了鄴城的專用字了。先秦古籍中凡談及鄴城故事者，其鄴字均為漢儒所改……由業字陶文可證，鄴城初築之處就在今鄴城遺址範圍中。”“在今鄴城遺址中發現了春秋戰國時期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陶文資料，特別是帶有‘業’字的陶文，它彌補了文獻記載的不足，證明了鄴之初築至鄴城被焚毀，其沿革是連續的。”
鄴初寫為“業”，秦漢時，字旁加“邑”，寫作“鄴”。關於“業”之古音，又有學者將之訓讀為“衣”。據何九盈《上古音》：“‘業’字的聲母為‘牙音值疑[h]三等’，與孽、虐、月、逆、宜、儀、疑、玉、言、阮等同列為一類。業字的韻母為‘葉部三等jap’，且為入聲字，與劫、怯、脅等字同列在[業]類。”業讀作衣，衣、殷通假，二字音同形異。《禮記·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鄭玄注曰：“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又注雲：“壹戎衣者，壹用兵伐殷也。”周原甲骨文中有“衣王”，即殷王。殷又稱“郼”，《呂氏春秋·慎大》曰夏民“親郼如夏”。高誘注曰：“郼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桀民親殷如夏氏也。”郼、衣、業皆與殷同音通假。王國維認為“鄴即殷”。他批評清人梁玉繩《史記誌疑》引《路史·國名紀》上甲居鄴，以當一遷。曰其“不知鄴即殷也”。殷、鄴、邯鄲相互鄰接，地處同一區位，地理優勢相類，在曆史上常常呈現此起彼伏、此消彼長的態勢。
鄴城坐落在太行山東麓平原一丘阜上，又稱葵丘。《春秋古地》曰：“葵丘，地名，今鄴西三台是也。”漳水自西南過鄴西而東北。齊桓公築鄴以衛諸夏，最初的鄴城當是駐兵的城堡，而平原地區的壘壁大多依津要而置，從鄴城附近地勢看，很適宜建築城堡。鄴西北高，臨近漳水，又處在傳統的太行山東麓南北通道上。桓公築鄴，實即因丘而置，此正可憑借漳水阻拒來自北方戎狄的南侵。戰國時期，魏、趙二國於鄴置縣治。漢高祖十二年，置魏郡，治鄴縣，王莽更名魏城。東漢靈帝時，為冀州治所。曹操封魏國，以鄴為國都。曹丕稱帝，都洛陽，以鄴為陪都，以後又有後趙、冉魏、前燕、東魏、北齊等相繼都鄴，鄴成為北部中國最大的都會城市。鄴城曆史地位愈益重要，與其周圍地理環境與條件十分優越有關。其西部自北向南，綿延太行山猶如一道天然屏障；南部由西向東，滔滔黃河構成一條“水長城”；東部由河漸海，形成南北交縱、四通八達之漕運和海運，北靠遼闊殷富的河北平原，處山、河、海、平原之間，“據河北之襟喉，為天下之腰膂”。由遠而近，白溝、淇水、蕩水、洹水皆過鄴南由西部山區東北流向平原，城西北、北臨近漳水，西北十五裏又有滏水。在鄴城周圍，黃河與諸水之間又分布著黃澤、鸕鶿、大陸等陂澤，眾水猶如一道道天然護城河，並由陂澤調節水量。周邊關、陘、津、梁、路又構成了鄴城內外交通網絡，西北出滏口，過壺關，可通晉陽、長安，取道井陘關、天門關可直趨並州、雁門；黃河由西而東北，白馬津、倉亭津等為鄴城南下河南的門戶，鄴城東有赤橋，由此往東可直下齊、魯。
從地理險要的程度看，鄴不及長安、洛陽，若從攻守戰略的意義上講，鄴地條件優於長安、洛陽，因為其處關中、河南、河北及北方之關鍵部位，地理位置重要且又具有較大的遊移變化空間，特別是對於來自北方的政治勢力，可謂是得天獨厚攻守皆宜的戰略要地。春秋戰國，地域政治勢力的競爭呈現東西態勢，關中強秦的連橫與山東六國的合縱角力，在地理上形成了以關中製山東的局麵，鄴與邯鄲是東西兩大地域勢力較量的衝要地帶。
魏晉南北朝時期，地域勢力的競爭又演化成南北對峙態勢，來自北方的少數民族勢力南下中原，以河北製河南，尤其是羯、氐、羌、匈奴、鮮卑等部族，躋身中原，建立政權，與漢族統治者逐鹿，欲據河北圖河南以取天下。“河南，古所稱四戰之地也。當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爭；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則岌岌焉有必亡之勢矣。……肩背之慮，實在河北……守關中守河北乃所以守河南也。自古及今，河南之禍中於關中者什之七，中於河北者什之九……夫河北之足以製河南也，自昔為然矣。”據中原圖天下，必以此為根基，建都於其地。那麼，宜選擇何邑為都城呢？“以河南之全勢較之，則宛不如洛，洛不如鄴也……夫鄴，倚太行，阻漳、滏，夏、商時固有都其地者。戰國之世，趙用此以拒秦，秦亦由此以並趙。漢之末，袁紹不能有其險也，入於曹操，遂能雄長中原；晉之衰，劉琨不能固其險也，歿於石勒，因以蹂躪司、豫；石趙之亡，冉閔不能保是險也，並於慕容儁，從而兼有山東；元魏之季，爾朱兆不能用其險也，歸於高歡，因而盜竊魏柄。迨其後，尉遲迥據之以問罪楊堅，則遠近震動。……且夫自古用兵，以鄴而製洛也常易，以洛而製鄴也常難。”曹魏、後趙、冉魏、前燕、東魏、北齊等六朝建都於此，成為其爭霸天下的依托，鄴在地理上為魏晉南北朝的南北對峙並在對峙中促進新的統一提供了客觀條件。
無論春秋戰國還是魏晉南北朝，鄴地均處於東西南北交通的都會區位，這樣的區位優勢不僅影響了各個時期政治與軍事的變化，還對社會、經濟、文化等造成了重要影響。特別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建立與發展，使來自北方的強大攻勢，把中原較為先進的農耕經濟推向江南，而少數民族在中原地區吸收漢文化，並仿效漢族政權，製定各項典章製度，轉變生活方式，形成了曆史上的民族融合。民族融合的主要地域在今河北省的中、南部和河南省的北、西部，而鄴位居主要地域中心地帶。北方部族首領占據鄴城後，多定鼎於此，並稱皇帝，實行比較徹底的漢化政策，後趙石勒、前燕慕容儁都在這裏完成了政權封建化的過程。北魏拓跋氏占據鄴城後，語言、服飾多仿中原，並數議遷都鄴城。孝文帝進行民族改革，其決策就是在鄴製定的，遷都洛陽，以鄴為中轉站，經營鄴宮，訪問風俗。遷洛後，重用山東漢士，改漢姓，用漢語，著漢服，鮮卑拓跋氏逐漸融入華夏民族。北周滅北齊，武帝入鄴，禮重儒賢，遷山東衣冠士人入關中，聚攏人才，使北周愈益強盛起來，北方諸部族政權居鄴前後變化，說明這裏是北方部族與華夏民族融合的關鍵地帶。
民族融合的態勢基本上是由北向南，主要形式是大遷徙。邊地饑荒，大批饑民內徙就食。更多的是戰爭移民，中原每亂，北方諸部族乘機南下，占據河北，並定基於此，向南開拓境地，掠奪人口。西晉八王之亂，鮮卑、羯諸族兵眾南掠中原，迫使晉室遷徙江南。以後，石勒據有中原，攻靳準，徙羌、羯降者十萬落於冀州；又破上邽，滅前趙，徙其台省、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人於襄國，氐羌十五萬落於司、冀二州；平關中，徙秦雍民及氐羌十餘萬戶於關東。石趙時期，鄴都與冀州兩地少數民族部眾人口不下三十萬。不久，石趙大亂，河北流民二十萬渡河歸晉，繼而冉閔戮胡，氐、羌、羯諸族死者二十多萬，司、冀二州氐、羌流民也相率西歸，眾至十餘萬。以後，苻堅徙鄴士民四萬餘於長安，苻丕又徙鄴民戶六萬於晉陽，繼之，慕容德又徙鄴戶四萬於滑台。人口遷徙總方向是由北向南，但由於北方諸部族政權並立，相互混戰，戰爭又多以掠奪人口為目的，形成了人口伴隨各自都城的興衰而聚散。魏晉南北朝，北方諸強爭奪的重點在河北，因此鄴也就成了各族人口的聚散中心。
由於鄴城地理位置重要，交通便利，水利條件優越，傳統農業經濟發達，人口殷盛，故魏武帝曹操於此置都，營造城池。西晉末，汲桑焚鄴，魏晉名城被毀；後趙石勒、石虎興建鄴城，並遷都於此，冉魏之亂時，鄴城受到一定破壞，以後又有前燕都鄴，鄴城再次興盛，到前秦陷鄴，滅前燕，曆經北魏，鄴城一度衰落；東魏遷都於鄴，北齊繼之，修複北城，新建南城，鄴都鼎盛。北周滅北齊，楊堅徙鄴民，毀鄴居，從而一蹶不振。鄴城三經興衰，於公元580年被徹底焚毀而變成一片廢墟，昔日繁華盡荒涼，殘垣斷壁也逐漸被黃沙蒿萊掩埋，沉寂於地下千餘年。
三
由於鄴城遺址逐漸被漳水衝淤掩埋，後人對其地理方位的標識往往以其當時的某一行政建置為參照坐標原點，辨其方位道裏，然曆代行政區劃常有變更，因而各家所標道裏方位不一。《三國誌疆域誌》、《三國誌疆域誌補注》、《大明一統誌》卷二十八雲：“鄴縣，在臨漳縣西二十裏。”
《大清一統誌》卷一百五十九、曹學佺《名勝誌》：“鄴城，宋廢為鎮，去臨漳縣西二十裏。”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九鄴城：“今俗名故鄴城曰鄴鎮。邑誌雲：今縣城……去故鄴城幾四十裏雲。”楊守敬《隋書地理考證附補遺》卷三：“鄴位於臨漳縣西南四十裏。”《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鄴故城在今河南臨漳縣西四十裏。”明嘉靖《彰德府誌》卷八：“鄴都北城在（鄴）鎮東南一裏半。”《辭海》：鄴故城“在今河北臨漳縣西南鄴鎮東一裏半”。
諸書確定鄴城方位多以臨漳縣或鄴鎮作參照，以臨漳縣城作坐標原點，或曰西二十裏，或曰西四十裏，或曰西南四十裏；以鄴鎮為參照，或曰在鎮東南一裏半，或曰東一裏半。鄴鎮，北宋置。東魏曾置鄴縣，治所在鄴城中。北周大象二年（580年），楊堅焚鄴，將相州、魏郡、鄴縣治所西南移四十五裏至安陽城，改安陽為鄴，於鄴故址置靈芝縣。隋開皇十年（590年），複安陽舊名，靈芝縣改名鄴縣，治所在鄴故址大慈寺一帶，唐貞觀八年，始築鄴縣治小城。唐代鄴縣城在鄴南城西門乾門外大道之北，此可由出土唐代墓誌推斷出來。在今河北臨漳縣馬辛莊村西北約500米處，村民平整土地時，挖出唐開元十年榮氏墓，其墓誌曰：“窆於鄴城西永固村西一裏平元郊也。此地則魏齊故壤，封樹形勝。”此鄴城即唐代鄴縣城。20世紀60年代，村民在劉太昌村（位於鄴南城內東南部）南挖井，發現唐大曆十三年成迥坦墓，其墓誌載：葬於鄴縣東南十裏，故鄴南城內也，“西臨大華，古堞崎嶇，北枕長川，滾滾漳水”。由成墓向西北十裏，再由榮氏墓向東，各劃出一條線，兩線相交於乾門之西偏北。此處即鄴縣城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