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去年臘月二十二去世的。沒有邁過這個春節，就走了。她小我兩歲，習慣年齡58歲了。
她是一個農村婦女。農村很苦，她家很窮，後來孩子大了，慢慢好些，還是不富裕。她操持這個窮家，抓養孩子，辛苦得很，她積勞成疾，得了子宮癌。原本或者就沒有及時去看，到了實在抗不下去的時候，又是在就近的縣醫院動的手術，不知是手術晚了還是沒有做好，不長時間她的病又犯了，這種病再犯了就意味著擴散，而她和對那些常見的時好時壞慢性病一樣，並不覺得要命，她是個閑不住的勤謹人，又把兒女和家裏的日子看得很重，一邊撐著病身子還放不下家裏的活計和心頭的兒女，最後自己歿了，就這樣早早地走了。
有著她這樣經曆和結局的農村婦女不少。女孩長大了嫁人，生兒育女過日子。一生辛苦，一生操勞，一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老了病了，撐著忍著，躺在床上，仍是抗著忍著，直到生命的終結，平平常常，生老病死，本屬平常。
她有一個完整的家，丈夫，兩個男孩一個女兒。她有娘家，有兄弟妹妹，有親戚。她的世界很小，但也是一個世界，她的世界裏並沒有我。
我和她發生的唯一故事是40多年前的一次婚約。在媒人和雙方大人的周旋下，兩個十幾歲的孩子見了麵，都說了“同意”。父母東借西湊給她家100元錢，一捆棉花（10斤），3個銀元，算是我和她訂了婚。婚約在現在人心目中不算什麼，但那是在40多年前的關中農村。
她沒有成為我的妻子的原因在我，是我負了婚約，負了她。
我們第一次見麵時她是一個又小又矮的小女孩，後來還見過幾次麵，她仍然是一個小女孩的樣子，又矮又小。按說她應該是一個青春期的姑娘了，但她一直沒有發育起來，一直是一個小女孩的樣子。我們沒有過任何親近的舉動，沒有拉過手。記得隻有一次坐在路邊的田埂上說話也離得遠遠的。她手裏好像是拿了塊手帕在撫弄，我撿了一根草枝一截一截地掐，和戲上演的那樣。隻是有一次我騎自行車送她，我要她坐在前邊，她先是不肯，後來同意了，我擁著她送了一程。
我負婚約的事當時在兩家引起不小的震動。首先反對的是父親。父親罵我：“是人就不能這樣做，說了話就要算數！”我怕父親那雙嚴厲的眼睛，隻好當麵說行，離開家又說不。母親在我兄弟倆小時就發愁長大娶不起媳婦。她老人家的計劃是千方百計供哥讀書，哥長大後能去教書，娶房媳婦。而對於我，母親的安排是長大給財東家拉長工，娶不起媳婦就在門上領一個逃荒要飯的。母親說，外地人不會織布紡線，不會蒸饃擀麵，由她管我們穿衣吃飯，隻要能娶房媳婦，能生個一男半子，她也就心滿意足了。沒想到要到手的媳婦硬是要退，母親為此流了淚。
她接到我提出退婚的信傷心得很，要死要活的。後來就開始撒氣，罵人。我挨了罵，心裏輕鬆多了，這件事就過去了。
她的丈夫是個老實人，娶妻養子過日子，隻是大字不識一個。這個年齡的人在我們那裏不識字的已經極少，她卻找到了。她是有意識的，她說她吃了讀書人的虧，就是要找個大字不識的人！這是40年後她見我時說的。我心裏吃了一驚，不由得說她：“你咋恁傻呢！”
40年後的她，平添了歲月艱辛的痕跡，顯得更加矮小。幾十年來，我在她家所在的市裏和周圍工作，她一點不知道。農家的日子又窮又忙，她顧不上打聽也不能隨便打聽。但她說，她心裏老想知道我在哪裏。這次她竟在省城找見了我。她端詳了我好一陣，眼淚撲簌簌地流下來，好像要證實什麼地說：“我明白了，咱們原本不是一個道兒上的人！”
她找到我要我為她孩子的工作幫忙，我答應盡力去做。她給我拿來她親手烙的餅子，她走時我送她，給她50元錢讓她代表我看看她的母親。我記得她的母親很愛我，曾經給我炒雞蛋吃。她最後一次見我是同她丈夫一起來的，我請他們夫妻在一小店吃了頓便飯。她告訴我她的母親很高興地收下了那點錢，我的心裏有了一絲安慰。
她去世的消息是別人告訴我的。這消息之與我，是一種意外？一種不幸？一種負疚？我沉吟良久，竟無言以對。
right2005年2月27日夜於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