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個話題，我想談一談有一個身患殘疾的兒子對作為小說家的我的決定性影響。我的大兒子大江光，出生的時候就患有智力障礙，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但是，作為年輕的父母，我和妻子決心為這個嬰兒的生命負起責任的時候，這個孩子就成了我們人生中的一個必然的要素。
特別是，當我想通過和這個孩子共同生存而重新塑造自己作為小說家的生存方式的時候，漸漸地，我認識到，自己的家庭裏有這樣一位智力有障礙的孩子，對我來說，是意義極為深刻的必然。
在這個孩子出生的時候，我通過自己有過的動搖和痛苦，以及自己把握現實的能力的喪失，不得不重新檢討了兩件事情。其一，像剛才已經說過的那樣，我經曆了那樣的少年和青年時代，進入大學學習法國文學，在我的精神形成過程中，法國文學作為坐標軸發揮了作用。其中，薩特是最為有力的指針。但是，身患殘疾的兒子誕生的幾個月裏，我終於明白，迄今為止我堅信已經在自己內心裏積累起來的精神訓練，實際上毫無用處。我必須重塑自己的精神。
雖然那時還不是結構主義的時代，但是，由於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件，我的內心世界、精神生活被解構了，我必須重新建構，以自己的力量，重新檢討塑造了自己的法國文學和法國哲學所導致的東西。並且，我重新學習法國的人道主義傳統，我大學時代的老師，一位拉伯雷研究專家，拉伯雷時代的法國人道主義的形成，是他畢生研究的主題。我也從中感受到了某種和偶然相纏繞的必然。
另一件我必須重新檢討的事情，就是作為一個青年作家，我一直寫作的小說，在當時，對於因為殘疾兒誕生而動搖和痛苦的我，究竟有效還是無效？我想重建如此動搖痛苦幾乎絕望的自我。激勵自己——需要從根本上恢複的作業。
於是，我想把這樣的作業和新的小說寫作重合起來，我寫出了《個人的體驗》。當我寫出對自己來說意味著新生的小說的時候，我已經能夠從積極的意義上認識和殘疾的孩子共同生存這一事實了。
同時我也認識到，如此獲得恢複的我，麵對自己國家的社會狀況，也必須采用新的視點。因為我熱衷於個人家庭發生的事件，已經看不見作為社會存在的自己的積極意義。
我調查廣島原子彈爆炸的受害者，開始就是出於這樣的動機。由此我也很自然地投身於原子彈受害者們的社會運動。關於廣島，我寫了一本書，並把在那裏的學習所得和發現，反饋到了自己的小說中。
和身患殘疾的孩子共同生活了6年以後，也似乎是偶然的，發現孩子對野鳥的叫聲很感興趣，我和妻子創造了和孩子溝通交流的語言。不久，孩子的關注點從野鳥的歌聲轉向人工的音樂，我們的家庭也迎來了新的局麵。
而作為作家，我也把我和發生如此變化的殘疾兒子的生活寫進了小說。盡管如此，在《萬延元年的足球》這部作品裏，殘疾兒的存在還是退到了小說的背後。這部小說，是把日本近代化開端時期最初向美國派遣外交使節的年份，和從那時起百年以後圍繞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改訂而掀起的市民運動對照起來描寫的，表現了這樣一個大主題。這並不能以此說明殘疾兒的存在退到了小說背後的原因。在寫作這部小說的過程中，我的關心也常常在怎樣推進和殘疾兒共同生活上。
在這部小說裏，我主要刻畫了沒有和殘疾兒共同生活下去的勇氣的年輕夫婦是怎樣頹廢的。從消極的側麵，觀照自己的家庭問題，所以，對我來說，這部小說也仍然是從和兒子共同生活中生長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