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漢堡時，那裏的《明星周刊》的一個名記者卡迪爾和她丈夫請我吃飯。《明星周刊》是歐洲最大的社會性周刊，政治類的，以社會性為主。卡迪爾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整個90年代中期駐俄羅斯的首席記者，也是《明星周刊》的首牌記者。她的丈夫是《明鏡周刊》的調查性記者，按照美國的說法叫扒糞記者，調查內幕新聞的。那個女的是極其精幹的人，見了我麵以後她向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盧，中國的農村問題怎麼辦？”因為此前我知道她的背景，她也知道我的背景，於是見了麵以後也沒有什麼寒暄，一坐在那兒以後她就用那種西方記者機關槍式提問方式的“啪啪啪”地就跟了上來，提了第一個問題。我一下就吃驚了，我問“你為什麼提這個問題？”她說“中國的農村問題如果不解決，中國的問題就解決不了。”（那是在去年的4月份，我們今天鬧農村問題，什麼“三農問題的”，查了1年多呢）後來我說“你這個問題是衡量中國好記者的問題之一，或者說我認為最重要的，因為現在我們中國的問題基本是都市化，或者叫城市化，消費群體也基本是都市化的，對決定中國命運的、可能給中國帶來重大問題的社會現象是麻木不仁的。”這個群體是個什麼概念？最近李昌平寫過一本書叫《我向總理說實話》，他提到這個群體在現在、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就是農村從承包責任製起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直到90年代中期，目前為止嚴格來講，我們所說的社會進步、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及經濟增長跟這個群體無關。這個群體的人數占多少呢？現在占了64%，大概8億多人。你們能不能想象在一個社會裏麵，七八億人口的生活跟我們這個社會增長速度無關，不僅無關而且呈惡化趨勢。這八九億人中，勞動力是4億人，而現在我們的耕地隻能承受不到兩億人——也就說兩億多人，兩個超級大國的人口處於失業——我們叫剩餘勞動力，實際上就是失業。而這裏我指的還是絕對失業，就是可以不要幹農活了；還有半失業狀態的：隻有一部分時間是在勞動比如生產耕作，而更多時間是閑置，這是個很恐怖的數據。而且我們現在的糧食、農產品作物不僅不掙錢，而且是農民倒賠錢：就是他們一年耕種下來，交了皇糧交了稅費，還要倒貼——你說他活得下去嗎？我們不能夠想象這件事情，但是這種情況是事實，而且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事實。1994年底我主持做過一個很大的策劃就是所謂的春運危機。1989年春天之前，我寫了“1989中國第一條震蕩”——那是最早報道民工的。到了1994年我們就做了一個全國性的調查，調度了將近10個記者做了一個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調查。我的《鄉村八記》就是那時我到鄱陽湖畔一個農民家裏住了10天寫作、編輯出的。我去的那個村莊叫湖下村——這都很有象征意味的——這個地方就是個傳統農業區。我們的調查方法是“候鳥路線”——我設計的：就是因為農民工的流動是有一個固定線路的，流出地就是他生活的農村社區，流入地一般都是朋友親戚等，比如說到南方打工。然後就著這個機會，村裏的人再往那邊搬運，到那個春節的時候他又“飛”回村莊來，過了春節又飛回去。或者有離的比較近的地方就是秋收的時候回來，秋種的時候回來，然後又回去——他基本上也沿著一個比較固定的路線。我們當時應用的是社區調查方法，後來用了一個社會學方法，規模很大。我們要求我們每個記者必須選擇一個村莊，住一個星期以上，然後沿著農民流入狀況到流入地，比如廣東、北京或者東北的某地，進行一個追蹤式的候鳥調查。當時已經是90年代中期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而且惡化的（狀況）在那時已經充分顯現。那時候我們報道發的量極大，一個整版的篇幅發了15萬字。那個報道在研究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上是比較有用的，有一些基本數據、方法、個案在社會學研究裏麵是廣泛應用的，包括國外研究中國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問題。我要強調的一點是，我們在報道的過程中，沒用“打工仔”這個詞，實際上這就反映了價值取向。當時我們很盛行的這種詞，包括到現在還再用“盲流”等，我們在所用報道、評論裏麵是堅決不用那樣的詞的。後來的“流民”問題的含義還好辦：它是狀態，但這個“盲”是什麼意思？盲目的，沒有目標，沒有方向感的，甚至沒頭蒼蠅似的。從50年代開始，中國在早期的工業化工程中，它的原始積累的資金來自於“剪刀差”的方式，通過壓低農產品價格取得原料，用很高的價格進入市場。這裏順便講一句前蘇聯也是這樣的，韓三年被邀請訪問蘇聯，到蘇聯以後她被邀請去了很多地方。她那《友誼奔訪速記行》是很有意思的一個注釋。蘇聯問為什麼進步這麼快，那樣的一個資源情況和經濟背景下，忽然這麼快，他不理解錢從哪來的。他後來看到一個小報紙的報道才知道，就是在高加索的大麥產量，農產品的價格和那個地區的工業品價格懸殊，他發現了蘇聯強製性的工業化剝奪農民的盈利權。這是一個秘密。但現在可不一定，通過剝奪實現，而且這個剝奪代價特別嚴重。因為58年合作化以後，三麵紅旗裏麵包括人民公社、“大躍進”還有個什麼忘了。我當年曾很詳細地考證過它，全線失敗，疫情複發。他當時大煉鋼鐵，同時把勞動力在秋收時候運到山上，去砸鍋賣鐵，結果地裏的糧食沒收，很多糧食爛掉了，爛到地裏了，實際上59年出現了糧食緊張。59年春天一直延續到61年將近3年的時間，就是所謂的自然災害。實際上那時候不是自然災害，當時風調雨順的，我有一個朋友做了一個將近100年人口自然增長與消亡的分析，那個時候的後果是什麼呢？是至少非自然死亡2 700萬人，至少。現在有4個以上的數據，數據表明最多有4 000萬人，4 000萬人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我們8年抗戰都沒死那麼多人，比我們曆朝曆代加起來的非自然死亡的人數還多。這時你會發現實際上我剛才說到的那個歸納是不會錯的。當時，安徽、甘肅、山東、四川、河南這些重災區，人都死光了，隻要冒煙，一定是吃人肉，因為根本就沒有可吃的東西了，就是人吃人啊。但是這段曆史我不知道我們在座各位讀曆史可否會讀到它。為什麼說有的時候我們要堅持一個常識？要用曆史感進行采訪和寫作，實際上這過程中是有很刻骨銘心的曆史教訓在的。他不是空穴來風，憑著我們主觀想象的。
正文 第89章 捍衛常識(3)（2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