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首先涉及那些弱勢經濟，它們必須通過縮減工資來平衡它們在競爭中的不利地位，而那些經濟強國則擔心工資傾銷。已經為今天充滿爭鬥的社會保障體係製訂了一項不利的綱領，這些社會保障體係停留在國內管理的範圍內，具有完全不同的結構。一方麵有人擔心他們的價格優勢會被剝奪殆盡，另一方麵有人擔心他們會因拉平距離而實際下降。歐洲正麵臨選擇：或者通過市場來緩解這種問題造成的壓力，也就是在社會政治的政體和所處經濟區位之間的競爭，或者對這些問題從政治上進行處理，這就是設法在一係列重要的社會政策、勞工市場政策和稅收政策的問題逐步達到一種“和諧”和有步驟的相適應。其核心在於：是否應該不惜一切代價來保護一個平衡國家間利益的這樣一個機構，還是歐盟應該繼續發展，超越目前國家聯盟的現狀，成為一個真正的促進者。隻有這樣歐盟才能獲得政治力量，作出糾正市場的決策，通過再分配的影響來使各種規則得到貫徹落實。
在當前全球化討論的坐標係中，對於新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者來說，都不難在這種選擇麵前作出決定。對歐盟持懷疑態度的人在考慮到已經生效的貨幣一體化時總是依賴於保護與排外，而讚成歐洲市場的人認為貨幣一體化是國內市場的終結從而對此感到滿意。與這兩種態度相反，歐盟促進者們追求把國際間的合作轉化為一個政治上的憲法，從而為諸委員會、部長聯會和歐洲法院所作出的各種決策創造一個自身的合法性基礎。在這一問題上宏觀政治立場的代表們也各持己見。他們把歐洲這個聯盟國家當做發展一個由諸政體組成的超越國家的網絡的起點，這些政體可以不要一個世界政府而在一定程度上從事世界內部政治。
歐盟懷疑主義者和歐盟促進主義者之間的爭論圍繞這樣一個問題進行：鑒於其成員國的多樣性，如民族、文化和語言方麵的多樣性，歐盟能實現一個真正國家的質量嗎？或者它在未來仍局限在新的合作性談判體係的界限內？歐盟促進者們追求這樣一個目標，即增強歐盟的政府能力，從而能在全歐洲範圍內貫徹實施這樣一些政策和規則，使其成員國有義務達成一種協調一致，如果它們以重新分配為結果的話。從這一觀點來看，政治行為能力的發展必須與合法性基礎的發展攜手並進。
如果考慮到關於國家的意識和國家公民的團結一致是在19世紀的歐洲諸國中，借助書寫國家民族的曆史，借助大眾交往和義務服兵役才逐漸產生的，那麼悲觀主義和失敗主義就沒有任何基礎。如果這種由“外國人組成的團結一致”的人工形式應該歸功於曆史上一種富有成效的抽象性推動，即從地區性和流動性意識到國家民族性和民主意識的發展，那麼這種通過學習他國而提高自己的過程為什麼不能超越民族國家界限而繼續向前發展呢？
在報告結束前再就這種發展的世界公民的視野說幾句話。一個歐洲的聯邦國家會因為它那擴大了的經濟基礎從而在有利的情況下取得明顯效果，並在全球競爭中得到好處。如果這種促進性的計劃隻追隨下述目標，即把美國這個較大秩序的全球活動者引進場來，那麼它就還是分封割據的，隻會給避難政治的“歐洲堡壘”再加上一個更廣闊的、經濟的要素。當然，如果超國家的共同聯合一步接一步進行的話，那麼它將是一種規範性的、令人可信的計劃，超國家的聯合體建構一種全球性的、有行為能力的政治統一體，不過要直接證明這些則很困難。
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由在世界政治中有行為能力的主管者們組成的小團體是否能在一個改革了的框架內進一步擴大由超國家的政體所形成的暫時還比較鬆散的網絡，它是否想以此方式來利用這種網絡，即從方向路線上轉向一種世界內部政治，同時又不要一個世界政府，這樣做是否可能。這樣的政治必須在這個視點下得到推進，即要和諧，不要強迫的一體化。遙遠的目標必須是這樣的，一步步地去克服世界這個大社會的社會分化和分層，同時又不對文化的獨特性造成損害和帶來不利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