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參與民主決策圈子的人與受這一決策所影響的人不完全一致的話，那麼在涉及對合法性的民主需求方麵就會出現虧空。一個民族國家從機構上被一個由超國家的協議和政體組成的網絡係統所包圍，這雖然能在某幾個政治領域為在本國範圍內遭到損害的一些權限創造一些補償或等效的東西，但是，在國家間通過談論所確定的東西越多和越重要，一種民主的意見形成和意願形成就會失去越多的政治決策，這種民主的意見和意願形成隻能由本國的狀況所確定。在歐盟內由布魯塞爾的專家們所進行的官僚主義決策過程就為這種民主的虧空提供了一個例證，這種民主虧空是由於國內的決策政體轉移到一些由國家間、並由政府的代表所組成的委員會所造成的。
討論的重點是對幹預政策的程度進行限製，民族國家為了一種合法和有效的社會政治而曾利用這種幹預政策。一方麵是民族國家的主管者們在地域上受到限製的行動空間相互分離開來，另一方麵是在全球不受任何限製的市場和加快的資本運動，與之相關的是“民族國家經濟的功能方麵的完整性”在消失。資本在尋找投資可能性和投機性利潤時送進了必須留在本國的義務，它到處漫遊。隻要一個政府由於過分關注到需求空間、社會標準或就業保障而嚴重加重本國經濟地位的負擔時，資本可以通過它的退場選擇權進行威脅。
這樣，一個國內政府就會失去如下能力，即不能充分利用本國經濟的稅收資源，不能刺激經濟增長，從而不能確保它自身合法性的根本基礎。一個國家麵臨進退兩難的局麵：對流動私有財產所增收的稅和刺激經濟增長的各種措施在本國範圍內盡可能地越少，它們對已耗盡的社會財政預算就越加必要。
麵對這一挑戰，有兩種大概的和兩種不同的回答。一種是讚成，另一種是反對全球化和解除地域化。在這兩種地位間的極端化導致對“第三條道路”的追求，這種追求也分為兩種不同的形式，一個是防守性的，另一個是進攻性的。
讚成全球化的立場以一種新自由主義的保守觀點為依據，這種新自由主義的保守最近幾十年裏導致了向以供給為導向的經濟政策的轉變。它們讚成國家無條件地聽命於一個借助市場形成的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一體化，它們建議一個中間商式的國家，這個國家告別了對勞動力的Entkommdifizieng的計劃，告別了由國家對生活世界的資源進行保護。在一個超越國家的經濟體係中得到協調的國家根本上隻限於對基礎設施作出符合生意需要的準備，這些基礎設施從贏利角度把自己這塊地方變得有吸引力，並讚助各種企業商業性的活動。在此我不能詳細論述新自由主義的假設模式和就社會公正性與市場效益之間展開的值得一提的爭論。但是對這種理論的前提產生兩點懷疑。
我們假設，一種完全自由化的世界經濟連同其不受限製的一切生產要素的活動性（包括勞動力），將在某一時間與可以預見到的當地經濟實力和全球發展相平衡，與一種對稱的勞動分工的目標狀態達到協調一致。即使在這一前提下，在一段過度時間內，不論是在國內還是世界範圍內，為達到此目的都不僅要承受社會不公正性的急劇增加以及社會的破裂，還要承受道德標準的敗落和文化基礎結構的敗落。從時間性的角度來看就提出了下列問題：緩慢走過“淚水之穀”到底要持續多長時間？它需要多少犧牲品？為達此目的會有多少邊緣化的命運停留在這條道路的路邊並得不到注意？有多少不能再被創造的文明成就會因此而陷於“創造性的摧毀”？
在考慮到民主的未來的視線裏又提出了一個同樣令人不安的問題。因為民主的程序和活動會在這種程度上喪失殆盡，就像民族國家喪失了自己的功能和行動空間，但在超國家的層麵上卻沒有產生任何與之相應的東西。W·史垂克稱之為“選票的降低了的購買力”。正是這種民主的程序和活動使美國公民們可能對他們的社會生活條件施加政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