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冕
王冕（1287年～1359年），字元章，號煮石山農、飯牛翁、會稽外史、梅花屋主等。諸暨（今浙江）人。出身貧家，白天放牛，晚上到佛寺長明燈下讀書，後從韓性學，試進士不第，遊大都（今北京市），泰不花推薦任翰林院官職，辭不就。歸隱九裏山，賣畫為生，終老田園。工畫墨梅，枝葉密繁，生意盎然，勁健有力，或用胭脂作沒骨梅；亦擅竹石。
王冕出身於浙江諸暨一貧苦農民家庭，但從小就好學如癡，讀書不倦。據《明史》記載，因家裏無錢供他讀書，父親隻好讓他去放撲克。他白天放撲克，晚上到附近廟裏，坐在菩薩的膝上，自己跑到私塾裏去聽教師講解和村童讀書。有一次，他聽課入了迷，到黃錯時候，才想起放牧著的撲克，結果撲克不見了，回家被他父親責打了一頓。他的好學精神感動了當時會稽一個讀書人韓性，韓收他為學生，教他讀書、畫畫。王冕青年時期曾一度熱衷於功名，但考進士屢試不中，於是他滿懷憤鬱，燒毀了文章，永絕仁途，流浪江湖。他章到過杭州、金陵，又渡長江，過淮河，經徐州、濟南到北京，達居庸關。數千裏的遠遊，使他擴大了視野，開寬了胸懷，同時對社會現實和統治階級也有了較清楚的認識。由於他的詩畫不同凡俗，畫譽越來越大，在北京期間，士大夫都爭走館下，求他畫畫，一時縑素山積，他常援筆立揮而就。據載，他不滿於達官人向他求畫，便畫了一幅梅花懸在牆壁上，並題詩道“冰花個個賀如玉，羌吹它不下來。”表示不願給他們作畫。因他對統治者予以無情的諷刺，被認為是反對無朝，險些入獄。後來，他被迫埋名隱居到家鄉的九裏山，白天種植豆棋粟、灌園養魚，晚上讀書、作詩畫，過著清貧生活。他在屋的周圍種了千株梅樹，幾百棵桃杏，題為“梅花屋”。王冕的生活經曆對他的詩畫影響很深，貧苦樸實的山村生活又賦予他的詩畫以濃厚的生活氣息。
王冕以畫梅著稱，尤工墨梅。他畫的梅簡練灑脫，別具—格。其《墨梅圖卷》畫橫向折枝墨梅，筆意簡逸，枝幹挺秀，穿插得勢，構圖清新悅目。用墨濃淡相宜，花朵的盛開、漸開、含苞都顯得清潤灑脫，生氣盎然。其筆力挺勁，勾花創獨特的頓挫方法，雖不設色，卻能把梅花含笑盈枝，生動地刻劃出來。不僅表現了梅花的天然神韻，而且寄寓了畫家那種高標孤潔的思想感情。加上作者那首膾炙人口的七言題畫詩，詩情畫意交相輝映，使這幅畫成為不朽的傳世名作。
楊維禎
楊維禎（1296年～1370年），字廉夫，號鐵崖，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元代詩文家。會詔修遼、金、宋三史。楊維禎文氣彌雄，有先秦兩漢之格，蓋博極群書，能自鑄偉辭，成一家之言。著有《東維子集》《鐵崖文集》等。
楊維禎生性“以鐵石心取疾於世”，其藝術主張與歌德所說“不可能學著做一位詩人，詩人必須從心中生長出來”如出一轍。他的詩、書俱是“未有不依情而出”的，他書法中的“情”，充溢著宏肆、奇詭、冷峭，帶有破壞性和激人心魄的力量。點畫起筆銳利，行筆果斷，時而筆肚側掃，時而細筆連亙，同時挾著很濃的章草用筆的古拗意味；字和字順勢組合，如海起浪、山出雲，縱橫奔突，仿佛不是寫出而是從心底迸出，卻又非一味大刀闊斧橫衝直撞，衝突在筆墨枯淡處又能得到緩解，幅麵整體效果顯得既對比強烈又能協調共生，“極有布置而了無痕跡”；似無意，而真趣彌漫，似無法，而又極合法度。書法史上能有幾人象他這樣精微而又這樣激揚狂放地迷戀和表現出自己的卓立人格和任情恣性？他的《真鏡庵募緣疏卷》、《小遊仙詩》等作品，仿佛真的能聽到那“喉中語”，並伴有鐵石相擊的聲響。同為“複古”，以趙孟頫為首所倡導的方向和實踐雖在當時有較大意義，卻成了對古人技法進行模擬和效仿的泥古，結果也自然是“意彌陋”和“去古愈遠”了，並不能與唐初帶有主動創新意識的“尊王”之風相提並論；它與同時代楊維禎主張的複古，即先得古之格調進而得古之“情性神氣”，也根本是兩個概念，因此排除作者名望後的藝術真價值也就高下有別了。可能不是當時書壇的中流砥柱人物或人們對他的認識尚需一定時間的緣故吧，楊維禎未能象五代的楊凝式或明朝中期的徐渭那樣享大名於書史；但楊凝式、楊維禎、徐渭三人具有共性的地方，就是在精神氣質上的一脈相承，以及在書作中同樣都體現出了社會動亂或壓抑所帶給人的緊張不安和企幻超脫的心境。楊維禎和康裏二人在用筆上大相徑庭，一個如破斧缺，另一個卻俊爽挺拔，但在作品中都能明顯地反映出其筆墨工具的精良，這一點恐怕也是現代習書者所不可企及的。
倪瓚
倪瓚（1306年～1374年），字元鎮，號雲林，江蘇無錫人，元代大畫家。生性灑脫，淡泊名利，他把中國文人畫發展到空前完美的形式。書法恬淡瘦勁，堪稱大家。作品主要有《水竹居圖》《鬆林亭子圖》及詩文《自書詩稿》等。
元大德五年（1301年）倪瓚生於無錫梅裏詆陀村。祖父為本鄉大地主，富甲一方，貲雄鄉裏。父早喪，弟兄三人，同父異母長兄倪昭奎字文光，是當時道教的上層人物，曾“宣受常州路道錄”、“提點杭州路開元宮事”、“賜號元素神應崇道法師，為主持提點”、又“特賜真人號，為玄中文潔真白真人。”二哥（同胞）倪子瑛。在元代，道教的上層人物地位很高，有種種特權，既無勞役租稅之苦，又無官場傾軋之累，反而有額外的生財之道。倪瓚從小得長兄撫養，生活極為舒適，無憂無慮，倪昭奎又為他請來同鄉“真人”王仁輔為家庭教師。倪瓚受到這樣的家庭影響和教育，養成了他不同尋常的生活態度，清高孤傲，潔身自好，不問政治，浸習於詩文詩畫之中，和儒家的人世理想迥異其趣。故而一生末仕。
青少年時期的倪瓚雖然家境富裕，生活優裕，但未染上紈絝子弟習氣，對自身的學習修養，抓得挺緊。家中有一座三層的藏書樓“清泌閣”，內藏經、史、子、集、佛經、道籍千餘卷。倪瓚每日在樓上讀書作詩，除精心研讀典籍外，對佛道書籍也多有涉獵。“清泌閣”內還藏有曆朝書法名畫，時間較遠的有三國鍾繇的《薦季直表》，較近的有宋代米芾的《海嶽庵圖》等。倪瓚對這些名作朝夕把玩，心摹手追，尤其對董源的《瀟湘圖》、李成的《茂林遠岫圖》、荊浩的《秋山圖》，潛心臨摹，揣摹其神韻氣質。同時，他常外出遊覽，見到有價值的景和物隨手描繪，他精細地觀察自然界種種現象，認真地寫生，歸後往往畫卷盈笥。倪瓚一方麵注意繼承傳統技法，博采各家所長，勤奮的學習，為他後來在繪畫上的創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元泰定五年（1328年），長兄倪昭奎突然病故。繼之，母邵氏和老師王仁輔相繼去世，使倪瓚悲傷不己。他原來依靠其長兄享受的特權，隨之淪喪殆盡，倪瓚變成了一般的儒戶，家庭經濟日漸窘困，他懷著憂傷的情緒，自作述懷詩，詳述當時自己痛苦的環境。
元天曆三年（1330年）到至正十一年（1351年）的20年內，是倪瓚繪畫創作的成熟期。這時期，倪瓚廣泛交際，友人多為和尚、道士或詩人、畫家。他作的詩作多半也是和這類人酬唱之作。他的至交張伯雨是有名的道土，倪瓚曾為其精心繪製了《梧竹秀石圖》。另一位他所推祟的名畫家黃公望亦是當時新道教全真教中名人，道學深邃，比他年長32歲。黃公望曾花10年時間，替倪瓚畫《江山勝攬圖》卷，長二丈五尺餘，是黃氏淺絳山水中的傑作之一，畫卷題款為至正戊子（1348年）；那時倪瓚48歲。此時，他開始信仰道教（全真教），養成了孤僻猖介的性格，超脫塵世逃避現實的思想，這種思想也反映到他的畫上，作品呈現出蒼涼古樸、靜穆蕭疏的意向。從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到他去世的20年裏，倪瓚漫遊太湖四周。他行蹤飄泊無定，足跡遍及江陰、宜興、常州、吳江、湖州、嘉興、鬆江一帶，以詩畫自娛。這時期，也是倪瓚繪畫的鼎盛期。他對太湖清幽秀麗的山光水色，細心觀察，領會其特點，加以集中、提煉、概括，創造了新的構圖形式，新的筆墨技法，因而逐步形成新的藝術風格。作品個性鮮明，筆墨奇峭簡拔，近景一脈土坡，傍植樹木三五株，茅屋草亭一兩座，中間上方空白以示淼淼的湖波、明朗的天宇，遠處談淡的山脈，畫麵靜謐恬淡，境界曠遠，此種格調，前所未有。這一階段，倪瓚創作了《鬆林亭子圖》（1354年）、《漁慶秋霽圖》（1355年）、《怪石叢篁圖》（1360年）、《汀樹遙岑圖》（1363年）、《江上秋色圖》（1368年）、《虞山林壑圖》（1371年）等許多力作給後來的朋清繪畫以巨大的影響，成為元四大畫家之一。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九月十八日，其妻蔣氏病死，倪瓚受到很大的打擊。長子早喪，次子不孝，生活越覺孤苦無依，內心煩惱苦悶，無所適從。明初，朱元障曾召倪瓚進京供職，他堅辭不赴。明洪武五年（1372年）五月二十七日作《題彥真屋》詩雲：“隻傍清水不染塵”，表示不願做官。他在畫上題詩書款隻寫甲子紀年，不用洪武組年。
明洪武七年（1374年），倪瓚在江陰長涇借寓姻戚鄒氏家，中秋之夜，他身染脾疲，便到契友名醫夏顴家就醫，夏築停雲軒以居之。倪瓚一病不起，於陰曆十一月十一日死於夏府，享年74歲。他的遺體埋葬在江陰習裏，後改葬在無錫英蓉山麓的祖墳。
倪瓚性情清高孤傲，個性迂癖，不事俗務，一生沒做過官。明人搜輯的《雲林遺事》中說，一次他留客住宿，夜裏聽到咳嗽聲，次日一早就命入仔細尋覓，有無痰跡。仆人找不到，假說痰吐在窗外梧桐樹葉上，他就叫趕快把葉剪下，丟在離家很遠的地方。倪瓚還有一傳說：“吳王”張士誠之弟張士信，一次差人拿了畫絹請他作畫，並送了很多金錢。倪瓚大怒，撕絹退錢。不料，一日泛舟太湖，正遇到張，被痛打了一頓，倪瓚當時卻噤口不出一聲。事後有人問他，他答道：“一出聲便俗”。倪瓚曾作一詩以述其懷“白眼視俗物，清言屈時英，富貴烏足道，所思垂令名。”倪瓚詩書畫三絕。倪瓚的繪畫開創了水墨山水的一代畫風，與黃公望、吳鎮、王蒙並稱“元代四大家”。畫法疏簡，格調天真幽淡，以淡泊取勝。作品多畫太湖一帶山水，構圖多取平遠之景，善畫枯木平遠、竹石茅舍，景物極簡。其畫多以幹筆皴擦，筆墨極簡，所謂“有意無意，若淡若疏”，形成荒疏蕭條一派。在元四家中，倪瓚在士大夫的心目中享譽極高。明何良俊雲：“雲林書師大令，無——點塵土。”明代江南人以有無收藏他的畫而分雅俗。其繪畫實踐和理論觀點，對明清數百年畫壇有很大影響。至今乃被評為“中國古代十大畫家”之一，英國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將他列為世界文化名人。
倪瓚是個性較為獨特的書畫家。他的書法作為在野的高人韻士，參禪學道，浪跡天涯，以一注冰雪之韻，寫出了他簡遠蕭疏，枯淡清逸的特有風格。文征明、董其昌都曾高度讚美過他的書法。文征明評曰：“倪先生人品高軼，其翰劄奕奕有晉宋風氣。”董其昌評曰：“古淡天真，米癡（即米芾）後一人而已。”倪瓚與格守帖學的書法比較，完全是兩種迥然不同的風格，不免遭人非議。如項穆指責倪瓚“下筆之際，苦澀寒酸。縱加以老彭之年，終無佳境也”。而近代書家李瑞清認為：“倪迂書冷逸荒率，不失晉人矩，有林下風，如詩中之有淵明（陶淵明），然非肉食者所解也。”倪瓚傳世作品有《三印帖》、《月初發舟帖》、《客居詩帖》、《寄陳惟寅詩卷》、《與率度劄》、《與良常詩翰》、《與慎獨二簡》、《雜詩帖》等多種。
倪瓚《淡室詩軸》，行書，紙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縱64厘米，橫27厘米。七言律詩——首，共4行，又題識2行。通篇布局疏朗、錯落有致，淡古神韻，無一俗塵。《淡室詩軸》，單就技法而言，似乎不足稱道。其結體十有八九是東倒西歪，不成體統的。用筆也多出鋒尖梢，顯得勢竭力虛。但從審美的角度看，不計其細節，而從整體觀賞它時，卻化腐朽為神奇。其筆法，雖然點畫多不工，卻瘦勁通神，行筆又悠然自得，使字態顯得搖曳生動。其章法，雖然結字多不周，卻行氣貫通，時大時小、時長時扁，令整篇布局疏朗錯落，琳琅滿目。
吳鎮
吳鎮（1280年～1354年），字仲圭，號梅花道人、梅道人、梅花庵主等。他晚年信奉佛教，故晚號梅沙彌。魏塘（今浙江嘉善縣城關鎮）人。身為“元季四大家”之一的吳鎮，其家世和身世長期鮮為人知。本世紀八十年代，在與吳鎮故裏相鄰的吳家柵村，發現了保存在吳氏後裔家中的《義門吳氏譜》（現藏於浙江省平湖縣圖書館），這對揭開吳鎮謎一般的家世和身世是大有裨益的。
吳鎮遠祖係汝南人，他的先輩有著顯赫的政治背景，並與宋宗室有著密切的血緣關係。如宋代開國元勳吳延祚（三世）、宋太宗駙馬吳元扆（四世）、衛國名將吳革（九世）等，在先輩中還有許多人是兩宋的台閣重臣。這些對於後來吳鎮終生拒不仕元的生活道路有著重要的潛在影響，也是他的思想性格形成的曆史原因。高祖吳淵，字道父，南宋嘉定七年（1214年）進士，官至參知政事。他曾任轉這使、發運使，總領許浦、澉浦和福建、湖廣、廣南等處，又為長江一帶州路財賦軍馬錢糧將作監。曾祖吳寔（十七世），字寔之，見南宋將亡，“棄文習武，仕進義校尉，水軍上將。元兵南下，公力戰死”。宋亡後，吳氏家族開辟了以海運為業的謀生之道，就基於祖上有過水軍生涯的優勢。
吳鎮的祖父吳澤，字伯常，官承信郎，曾出使金國。他是一位抗元猛將，參加了鎮守襄陽的戰役。自他開始，吳氏族係的一支開始在嘉興一帶生根。更重要的是，他那種忠宋不仕元的政治態度確立了吳氏家族的政治品性，其子多被時人奉為“義士”。吳澤開拓了後世的基業，他充分發揮了先祖生前曾掌理華東、華南沿海海運機構的優勢，繼承起其父晚年的航海事業。父親吳禾，字君嘉，號正心。他“性至孝，隨父航海。後大定，寄籍山陰、蕭山二縣。今赭山船舵尚存。廬守父墓，因居澉浦。家巨富，人號‘大船吳’”。至此，吳家的航海事業達到了鼎盛時期，他們的船隻可與東南亞、日本和阿拉伯國家進行通商活動，故能在不太長的時間裏致富。繼續承傳家業的有吳禾的二弟吳森，其長子吳漢英，“隨祖航海，後歸武塘，仕財賦提舉”。吳禾的長子瑱（吳鎮兄）等延續了吳家的繁盛，直至明初，仍為“巨富”。吳鎮入元後，吳氏家族除了以航海為生外，還有以行醫為業者，如吳森之孫宣及其後裔。元亡，紛紛出仕明廷，大多在太醫院中供職。
吳鎮生活在這累代富庶的家庭裏，他的主要經濟來源必定是來自父輩留下的產業。吳鎮的寓所在今嘉善縣魏塘鎮，原名“竹莊”，後更名“梅花庵”。今人陳華宗據清光緒《嘉善縣誌》卷五的史料，考證出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秋營造的縣衙，是以吳鎮故居的全部和吳鎮的遠房侄子吳瓘“竹莊”及元陳景純花圃的廢址為基礎的，可知吳鎮當年宅第之大。
吳鎮年未弱冠，已開始係統地學習書法和繪畫。他喜愛梅花，遍種於屋前屋後竟有百株之多，自比北宋林逋。“為人抗簡孤潔，高自標表”，個性清高孤僻，不同流俗。當他的同裏盛懋門庭若市，畫幅都以善價出手時，吳鎮之妻勸他不妨屈就學盛懋之筆，吳鎮堅持說：“二十年後不複爾！”吳鎮孤僻的個性限製了他的交遊活動，據現存的史料，與吳鎮切磋畫藝的僅有遠房侄子吳瓘。另外，“元季四大家”之一王蒙之父王國器曾向吳鎮求過畫。王蒙是“元四家”中唯一與他有交往的畫家，黃公望和倪瓚雖未有與吳鎮交往的記載，但兩家都曾在吳鎮的畫上題詩稱頌其畫其人。吳鎮向來不嫌貧愛富，富貴者向他求畫往往求而不得。平素以詩酒為娛，雖放浪鄉野，但在家中“能與父言慈，與子言孝”，史稱有嚴君平風。晚年的吳鎮在生活上受到族孫佛奴（家譜錄為觀音奴）的侍候。
吳鎮晚年改號“梅沙彌”，成為佛教徒。相傳現存於嘉善縣博物館的隸書碑文“梅花和尚之塔”係吳鎮生前所書。如今尚存吳鎮居所梅花庵的遺址，與其墓一並坐落於嘉善縣魏塘鎮花園弄路西側，經修葺、翻建，在1963年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可以說，在古代畫家中，現存最早的家譜和舊居遺址當數吳鎮，這給今人研究吳鎮的思想與藝術提供了便利。
趙宜真
趙宜真（？～1382年），元末明初清微、淨明派重要傳人。號原陽子。原為宋宗室，其先居浚儀（今河南開封），父仕元為安福令，乃徙安福（今屬江西）。幼喜讀書，博通經史百家言。長習進士業，因久病不愈乃棄儒入道。初師清微派宗師黃舜申之徒曾貴寬（號塵外），嗣清微法要。繼師金誌揚弟子張天全，或雲師全真道邱處機徒裔張廣濟。複師道士李玄一（亦金誌揚徒裔）。初居江西廬山，四方聞其能致雷雨之術，輒不遠千裏，雲集座下。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攜弟子西遊，經湘、蜀，曆武當，謁龍虎，訪漢天師遺跡。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深加禮敬，龍虎山道士多師事之。明洪武（1368年～1398年）初，還居江西雩都（今於都）紫陽觀，從事著述，弟子益眾。“或以詩歌以自警，猶以醫濟人。且絕交處，寡言笑，聞者願禮不獲，其高行偉操，為時所推。”封崇文廣道純德法師、教門高士。景泰六年（1455年），追贈崇文廣道純德真人。
趙宜真師承多元，所傳亦多途。既傳全真和南宗金丹之學，又傳清微雷法，兼及淨
明忠孝之道，且皆有較深造詣。《原陽子法語》中，即多內丹闡發言論，《道法會元》中，多見其對清微法的考訂、闡述之文，對“淨明忠孝道法，間有闕文，悉加訂正”。故被清微派尊為一代宗師，又被淨明道尊為第五祖。
趙宜真對淨明道法的補闕，訂正文字，現已不存。其對內丹術、清微法的闡述文字，具載於《原陽子法語》和《道法會元》中。所論丹法，大體與全真北派一致，以“自性法身”為內丹之本，強調無為為采煉訣要。《原陽子法語·還丹金液歌》序雲：“自性法身本來具足，不假於外，自然之真；其進修則攝情歸性，攝性還元，有為之為出於無為，無證之證所以實證。”同書《真道歸一偈》總括內丹大要，稱：“攝情還性歸一元，元一並忘忘亦去，囊括三界入虛空，粉碎虛空絕倫伍”。與禪宗思想頗相近似。其對清微法的理論，一本於宋元清微派。以內煉為基礎，以心誠感物為主旨，不重儀式上的繁文縟節。謂：“清微祈禱本無登壇……所謂天地大天地，人身小天地，我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我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清微祈禱之妙，造化在吾身中，而不在乎登壇作用之繁瑣也”。又謂煉度之法，依賴於煉度者的內煉工夫，不依賴於儀節之繁瑣。“外而諷揚經法，開悟幽冥，內而涵育精神，攝煉魂魄，體用兼備，詳略得宜”；“煉度之法，蓋……運吾身純陽之道氣，而點化純陰之鬼魂，則是以我之陽，而煉彼之陰，陰陽交感，幽顯潛通，其超度可必矣”。“矧鬼神之於人，非可以聲色相通，惟可以心誠相感。若我悟，他亦悟，我迷，他亦迷……我能修持正道，則鬼神感悟，亦返邪歸正矣”。著作有《靈寶歸空訣》一卷，《原陽子法語》二卷（為其子弟所輯），《仙傳外科秘方》十一卷。
饒介
饒介（？～1367年），字介之，號華蓋山樵，又號醉翁，臨川（在江西省）人。元末自翰林應奉出為浙江憲僉，累升淮南行省參政。張士誠據吳，慕名造請，仍官原職。吳亡，俘至金陵被誅。饒介是元末著名文人、書法家，具有較高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其友人釋道衍評價他：“介之為人，倜儻豪放，一時俊流皆與交。書似懷素，詩似李白，氣焰光芒，燁燁逼人。”饒介是元末吳門書家的主力。他的個性倜儻豪放，又有參加農民起義軍的經曆，他的書法豪邁、自信。他的草書師懷素與王大令，又近取康裏子山的勁健，李日華評其書“圓勁暢朗，神追大令”。其好友陳基說他“介之草書尤瑰詭逸群可觀”。代表作《書中峰幻住像偈冊》用筆清勁，時有章草筆法，顯示秀勁中的倔強。“幻”的結體故意移位，很有趣味。他的《楠木帖》則隨意而奔放。是一封短劄，寫的又是一件小事，豪氣奔湧，線條遒逸，隨勢翻轉，流走如丸。這件作品節奏很強烈，濃墨枯筆的“耳”字形貌占了幾個字位置，而“當”字則左右奔突，勢奇形詭，大有懷素之神韻。最後幾字，隻留下煙雲飛舞，“字”已不可辨認。而章草筆意的介入，又增加了線條形態的變化與力量，是一件十分難得的精品。
顧瑛
顧瑛（1310年～1369年），元代文學家。一名阿瑛，又名德輝，字仲瑛。昆山（今屬江蘇）人。家業豪富，築有玉山草堂，園池亭館36處，聲伎之盛，當時遠近聞名。輕財好客，廣集名士詩人，玉山草堂遂成詩人遊宴聚會場所。於其祖塋處為身後修造生壙，名曰金粟塚。他不願做官，常與楊維楨等詩酒唱和，風流豪爽。元朝末年，天下紛亂，他盡散家財，削發為在家僧，自稱金粟道人。他死時已經是明初了。
顧瑛工山水花卉翎毛，精於音律，善彈古樂器，才情妙麗，傾動一時。顧瑛家世極富，輕財好客，風流豪爽。在正儀築“玉山佳處”，有草堂、池館、聲伎、圖書、器玩等，成為江南名園。他廣集名士詩人，玉山草堂成為當時詩人聚會場所，柯九思、倪元林、高則誠、楊維楨、顧堅、陳惟元、吳國良、熊夢祥等經常出入其家。他與朋友遊山玩水，飲酒賦詩，過著閑適的生活，詩歌也多是抒寫這種閑情逸致之作。元朝末年，天下紛亂，他不願當官，隱居嘉興合溪（今屬浙江長興），後又盡散家財，削發為在家僧，自稱金粟道人。元亡，被迫遷居鳳陽。晚年曾自題小像雲：“儒衣僧帽道人鞋，到處青山骨可埋，還憶少年豪俠興，五陵裘馬洛陽街”。著作有《玉山名勝集》、《草堂雅集》（又名《玉山璞稿》）等。
顧瑛早年經營產業，遂成為吳中巨富。後建構以“玉山草堂”為主的園林群體，“日夜與高人俊流，置酒賦詩，觴詠倡和”（《列朝詩集小傳》）。他所編輯的《玉山名勝集》記載了當時玉山草堂中文士宴集的盛況，《四庫提要》讚為“文采風流，照映一世”。文人雅集，向來是帶有貴族氣息的文化現象，玉山草堂中的集會，則反映了商人階層在獲得財富以後對文化價值的追求。作為一個儒者、文人兼富商，顧瑛的思想類型在中國思想背景中顯出幾分特色。如《自題像》一詩：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此詩前二句表現思想態度和人生觀念的隨和、無所固執，後二句再推出一層，寫自己的人生最得意的一段經曆。據其自述：“年十六，於父之盅，而遂廢學焉。性好結客，常乘肥衣輕，馳逐於少年之場，故達官時貴靡不交識，然不墜於家聲。”（見《玉山逸稿》附自為《金粟道人顧君墓誌銘》）其實即指他經商的那段經曆。這似乎表明：“儒衣僧帽道人鞋”是他的“自我”的外在裝飾，骨子裏是個富於“豪俠”之氣的商人。此詩把顧瑛的個性表現得很有色彩。
羅貫中
羅貫中（1330年～1400年），太原人，羅貫中是元末明初的小說家，戲曲家。曾參與反元鬥爭，明朝建立後，專心於文學創作，著有小說《三國演義》《隋唐誌傳》等，《三國演義》是羅貫中的力作。“文不堪深，言不堪俗”，對後世文學創作有深遠的影響。
他根據曆史記載和民間故事，把魏、蜀、吳三國的興亡，寫成長篇曆史小說《三國演義》。書中塑造了一批膾炙人口的典型人物，羅貫中的創作才能是多方麵的。他寫過樂府隱語和戲曲，但以小說成就為主。關於他的小說，《西湖遊覽誌餘》稱他“編撰小說數十種”，又相傳他寫過《十七史演義》。今存署名羅貫中的作品，除《三國誌通俗演義》外，還有《隋唐誌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和《三遂平妖傳》。這些作品中《三國誌通俗演義》的成就最高。全書以宏大的結構描繪了三國時期複雜的政治軍事鬥爭，起自黃巾起義，終於西晉統一。作品譴責了統治者的殘暴和醜惡，反映了動亂時代人民的痛苦和對清明政治、對仁君的向往，體現了鮮明的“擁劉反曹”傾向。《三國誌通俗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語言簡潔明快而又生動。它把曆史和文學自然結合，有現實的描繪，又充滿了浪漫主義的傳奇色彩。羅貫中《三國誌通俗演義》現存最早刊本為嘉靖本，最為流行的本子是清代毛綸、毛宗崗父子的修改本。除小說創作外，賈仲名《錄鬼簿續編》說他“樂府隱語，極為清新”。他現存戲曲作品有《趙太祖龍虎風雲會》雜劇。雜劇的基本思想和《三國誌通俗演義》類似，描寫君臣之間的親密關係，並希望通過“正三綱、謹五常”來結束奸雄爭霸造成的悲慘局麵。
羅貫中在元代中期，由於滅宋戰爭的創傷逐漸平息，社會的經濟、文化重心也開始由北方轉移到了南方。南宋的故都杭州不僅成為人口雲集、商業發達的繁華城市，也成為戲劇演出和藝術發展的重要中心。因此，不少北方的知識分子、如關漢卿、鄭光祖等等，都先後遷徙到了杭州一帶。身為小說兼雜劇作家的羅貫中，也必然受到這一社會潮流的影響，成為這類南遷作家中的一個。羅貫中外號湖海散人，這個稱號就寄寓著漫遊江湖、浪跡天涯的意味。大約在公元1345年～1355年間，他來到了杭州。許多說話藝人在這裏說書，一些雜劇作家，也在這裏活動。羅貫中與誌同道合者為友。加上他對民間文學又極其喜愛，到了這裏，自然不願離開遠去。也就這時，羅貫中結識了當時在杭州居住，但年齡他大二十歲左右的施耐庵。
羅貫中的籍貫有東原人之說，這是他漫遊出晉後在東原（今山東省）客居過一段時間的緣故。他到這裏，是被當時社會上十分流行的梁山泊和宋江的故事吸引而來。他到那裏考察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搜集在民間流傳的水滸英雄故事材料。這是他後來參與《水滸傳》編纂創作的一個重要原因。關於“千聖姑”和“貝州王則”的故事，當時也在社會上廣泛流傳。因此，羅貫中就在這一帶對這個故事進行了搜集、整理，以至有《三逐平妖傳》之作。
約在公元1360年～1363年間，羅貫中來到了起事稱霸的張士誠那裏作客。但是，張士誠並不重視知識分子，也不聽取他們的意見。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九月，劉亮、魯淵等人紛紛離去，不久，羅貫中也離開了張士誠，再次北上，到至正二十六年，羅貫中又回到了杭州。《三國誌通俗演義》的寫作，當在該年以後。這時，他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對曆史、對人生都有了比較成熟的看法，完全具備了創作《三國誌通俗演義》的條件。到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羅貫中已寫了十二卷，之後卷數的寫作，是洪武四年以後的事了。
在羅買中寫作《三國誌通俗演義》期間，施耐庵從蘇州遷移到興化，並在洪武三年逝世。為了紀念他的師友施耐庵，羅貫中在完成《三國誌通俗演義》之後，決定加工、增補施氏的《水滸傳》。成書於洪武四年至十年之間。在加工、增補《水滸傳》的同時，羅貫中繼續創作曆史演義係列作品。
羅貫中在創作完了這些作品以後，已是六十幾歲的老人了。他為了出版這些作品，於洪武十三年左右從杭州來到了福建，因為當時福建的建陽是出版業的中心之一。但是，羅貫中的這一目的未能實現。
大約在公元1385年～1388年間，羅貫中活了70歲，在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故裏盧陵逝世。
羅貫中在長期民間傳說，民間藝人創作的話本，戲曲的基礎上，依據陳壽寫的《水滸傳》和裴鬆之注的正史材料，加上他自己的才學和經驗，才寫成部影響巨大的〉三國誌通俗演義》。《三國演義》成書之後，又經後人多次增刪、整理，現在最流行的，是清朝康熙年間毛宗崗修改的本子。
《三國演義》講的曆史故事，是東漢末年，一八四年黃巾起義開始，到280年司馬氏統一中國為止。《三國演義》在描寫近一百年的曆史故事，中不但揭露了封建地王階級對農民起義的殘酷鎮壓，而且揭露了他們之間各種政治、軍事和外交的激烈鬥爭。同時，也反映了當時人民遭受的種種苦，難以及他們反對分裂，要求統一的願望。《三國演義》在描寫各封建統治集團的鬥爭中，全書貫穿了一個擁蜀反魏，尊劉貶曹的中心思想。認為蜀漢是正統的，曹魏是篡逆的。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一反陳壽《三國誌》的結構篇幅。在《三國誌》中，魏誌最多，三十卷，蜀誌最少，隻有十五卷。而在120回的《三國演義》中，其中104回講的故事，都涉及到蜀漢。在人物好壞的區別上，蜀漢是好人多，壞人少。而在曹魏是人多，好人少，在對待各方人物的態度上，對蜀漢方麵是以歌頌為主，對曹以批判為主。因此，在羅貫中筆下，劉備是寬仁待民的好皇帝。他對百姓是“秋毫無犯，民皆感化”。老百姓歌頌他：“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進軍西川（即四川）時，一路之上都受到百姓們的歡迎和擁戴。這是作者理想化了的聖君、明主。而曹操詭詐殘暴的大奸臣。他的人生哲學是“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三國演義》提供了不少戰爭經驗和各種軍事科學知識，對戰爭的描寫，是很出的。寫官渡之戰，先介紹兩軍力量的對比。袁紹兵多糧足，擁軍七十萬。而曹操兵少糧缺，隻有七萬人。但是戰爭勝敗不但決定於客觀軍事力量的強弱，而且還決定於主觀指揮是否正確。繼而再攻，各個擊破。相反，袁紹自恃強大，沒有利用兵多糧足的優勢、結果大而歸。實在是指揮不當。這是一次以少勝多的典型戰例。其它如赤壁鏖兵、陵之戰等，都寫有聲有色，雄偉壯闊，引人入勝。同時，也為後人提供了豐富的戰略戰術經驗和教訓。後來，農民起義的將領們把《三國演義》當作軍事教科書來學習、運用。
《三國演義》中，有關政治、外交、思想、道德等方麵的內容，也是極為豐富的。讀者從中也將獲益不淺。
《三國演義》開創了曆史小說的先河。自羅貫中把三國曆史寫成小說以來，文人紛紛效法。各取中國曆史一段，寫成各種曆史小說。於是，在中國文學史上，曆史小說便蔚然成為一大潮流。明代比較有名的曆史小說，就有《東周列國誌》、《楊家將演義》、《說唐》、《精忠傳》等等。直到現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都已寫成了各種曆史小說。近幾年出版的《五千年演義》等，無不是羅貫中曆史演義的繼承和發展。
《三國演義》為如何寫作曆史小說，提供了“七分事實，三分虛構”基本經驗。《三國演義》中的曆史事作和人物，大都是真實的。黃巾起義、董卓之亂、官渡、赤壁之戰等等，在曆史上，真有其事。漢末天下大亂，群雄並起，董卓、曹操、袁紹、劉表、劉備、孫權以及關羽、張飛、諸葛亮等等，在曆史上，也確有其人。這就是七分事實。曆史小說的創作，在涉及曆史之時，原則上要符合曆史的真實，不可杜撰或捏造。否則，就不是曆史小說了。但另一方麵，《三國演義》又不等於三國曆史，它畢竟是一部小說。所以，其中不少內容和情節是作虛構的，誇張的。不但曆史上不存在“吳國太佛寺看新郎”、“獻密計黃蓋受刑”和“七星壇諸葛亮祭風”等事件。而且，就是對曆史人物如劉備、曹操、諸葛亮、關羽和張飛等，也不是從《三國誌》裏照搬到《三國演義》中來。而是作者依據尊劉貶曹的思想給予加工改造。有的加以美化、神化，有的加以醜化。《三國演義》中的這些人物，已是藝術的典型。這就是三分虛構。
《三國演義》塑造了一大群鮮明生動，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這是一部藝術性很高的作品。但它也有種種不足。如否定農民起義的錯誤立場，封建迷信等等。然而它畢竟是一部偉大的文學名，羅貫中也因此獲得了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相傳羅貫中，在福建遇見了童年時代舄施耐庵相識的王道生。王道生來在《施耐庵墓誌》中寫到：“及長，得識其（指施耐庵）門人羅貫中於閩，同寓逆旅，夜間灺燭暢談先生軼事，有可敬可泣者，不禁相與慨然。”出於對施耐庵的敬愛，在王道生麵前，羅貫中甚至把自己的著作，都說成是施耐庵的。
羅貫中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位有特殊貢獻的作家。他所寫的小說很多，都是以亂世為題材，中國曆史上隻有七個分裂的時代，羅貫中就寫了其中三個，除《三國演義》外，相傳還有《隋唐誌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和《三逐平妖傳》等著作，也曾參與了《水滸傳》的編纂、創作。他亦能詞曲，所作的雜劇，今所知者，有《宋太祖龍虎風雲會》、《忠正孝子連環諫》、《三平章死哭蜚虎子》三種，後二種已佚去。羅貫中經曆了元末的社會大動亂，目睹現實的紛爭，對人民苦難深重的生活處境比較了解，對他們的理想追求也有所認識。他從事小說創作的動機，一方麵「無過於泄憤一時，取快四載」，另一方麵，也是為了改變當時話本藝術中存在的弊端，為民眾，為說話藝人提供一個好的、方便的說話底本。他從社會的、文學的需要出發，對幾種在民間影響較大的話本小說材，進行了搜集、整理、充實等紮實的新創工作。羅貫中的作品，尤其是《三國演義》的出現，標誌著我國古代小說從話本階段向長篇章回體過渡的完成，揭開了我國小說發展曆史嶄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