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她被命令“一專多能”，不但教語文，還教數學、物理、體育，還有音樂。
都很好教，特別是體育和音樂。體育課上隻要扔一個籃球幾根跳繩給學生，管好了別讓男生打架女生吵架自己少說有可能挨批的話就行。音樂課上跟學生共唱語錄歌，很開心。有時候唱毛主席詩詞歌：“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豪情滿懷地；“中華兒女多奇誌，不愛紅裝愛武裝”，輕鬆活潑地；“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很有滄桑感；“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淒厲，幾聲抽泣”，則非常地幽默。
中午飯是肯定在學校吃的。吃紅紅的高粱米飯，金燦燦的窩窩頭。有熱情的東北同事給她帶來了兩根生大蔥，一小瓶自家做的大醬，還有用苞米粉精心製作的薄薄的“煎餅”。她吃得很香，並非自覺革命入鄉隨俗，而是填飽肚子的需要。公元一九七一年，當地每人每月三十斤左右口糧的分配額度是：一斤大米，八斤麵粉，其餘全部粗糧。
粗糧營養很好，將她養得很結實。
粗糧價格低廉，她每個月四十六元工資，還可以寄回上海二十來元。她的丈夫、一兒、一女、老母，還有一個病弱的老外婆，都在那裏。
天黑了，她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宿舍裏是有暖氣的，每天晚上六點後供氣。她和同室的另幾個女子把洗淨的衣物放在幾乎有點燙手的熱水汀上，一個晚上就可以烘幹了它們。
隻有不開鬥私批修會的晚上是屬於自己的。她可以穿上自己喜愛的那件紫絳紅色的薄羊毛衫，不必再用藍色的人民裝套住自己；她可以嚼幾顆丈夫從上海寄給她的“大白兔奶糖”，或是酸酸的“維生素C糖”；她可以給自己的老母、丈夫、同學們寫信，公元一九七一年時寫信幾乎是唯一的與親友交流信息和情感的途徑。她有時會跑到隔壁房間去，帶上她自己的一支竹笛，跟另外幾個會點樂器的女子來一次小小的合奏，吹拉彈唱的是“紫竹調”、“彩雲追月”、“馬蘭花”。她最喜歡的是半倚在床上，讀自己那幾本百讀不厭的書，那是《紅樓夢》、《簡·愛》、《牛虻》、《呐喊》，還有好不容易從別入手裏覓來的羅曼·羅蘭、巴爾紮克、托爾斯泰的作品。
這個宿舍因為聚集著不少像她那樣的從全國各地分配去的青年男女，因為由他們形成了某種有異於整個社會大氣候的氛圍，所以被人稱之為“小香港”，“惡名”遠揚。
不自己掏錢看電影，除非組織免費觀看。組織觀看的也總是那幾部樣板戲，如《紅燈記》、《智取威虎山》等。許多段落，她不但倒背如流，甚至都會唱了。
沒有任何體育鍛煉。穿成了一個“棉猴”上下班，單程一個小時，負重近五公斤地跺腳蹦跳，夠了。
公元一九七一年時的女子們互相見麵，“呀，你胖多了！”是很受歡迎的賀詞。沒聽說過“減肥”這個字眼。
她那時身高一米六三，體重五十公斤。
她，就是公元一九七一年時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