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哲
小小說這一文體雖然在近三十年來才生長起來，但他同樣應當具備獨立的品質和尊嚴，並力求以自己篇幅較短易於閱讀的優勢傳達較為豐富和深刻的思想內涵，容納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揭示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麵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小小說文體存在的價值絲毫不遜色於短篇小說、中篇小說甚至長篇小說，它以自己的方式進入到社會各階層尤其是尋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用短小的篇幅講述尋常百姓的人生故事，同時承擔著對最高問題的追問，試圖在追問中尋找到可以觸動/改變正在日漸單一、貧乏、無力的日常生活的方法。在對符浩勇先生的作品閱讀中，我感受到了一位小小說創作者的堅韌和熱情。他一直以來堅持在日常生活的片段和角落中尋找資源，卻並不是為了將自己的創作主題上升到抽象的、枯燥的意識形態教育層麵，他最終的目的依然是要回到日常生活本身，使自己的創作在貼近生活之時能夠讓人與人之間的心更加緊密，使殘酷的人性深處最溫柔的部分能夠被呈現。符浩勇先生的這本《與春天約定》便是其良苦用心的最好表征，如若沒有符浩勇先生對現實的文學呈現，那麼生活在由物質、消費、享樂所構建的虛假時光中的我們將一直麻木下去。
對底層的關注是符浩勇先生小小說創作的主題之一，《與春天約定》中有很大一部分篇目在書寫城市農民工。城市作為一個“召喚結構”的存在不僅促使絕大部分農民從鄉村湧入城市，也使文學創作者將對農民工在城市的現實遭遇、情感訴求作為自己創作的動力，同時表征出其對城市現代性所產生的一係列後果的擔憂和批判。《血殺》與其說講述的是一個車間包工頭被殺害的血腥事件不如說是一個農民工在自己的內心與腦海中進行的一次假想的暴力反抗。在工廠打工的賈德昌發覺自己的媳婦與車間包工頭老黃有染，但是對於掌管著生殺大權的包工頭他絲毫沒有辦法，隨著侮辱感、無力感的日積月累和相互糾纏，賈德昌腦海中經常萌發殺人的念頭，所以當包工頭老黃被離奇殺死後，他告訴警察自己便是殺害老黃的凶手，“自己在心中已經殺過他幾百遍了”。雖然賈德昌的行為不被媳婦所理解，還說他瘋了，但是事實上賈德昌這一假想的報複行為反倒比真實的殺人行動更能表現農民工麵對城市時的無奈與屈辱。現代社會中，暴力似乎永遠不可能消失，既有上層壓迫下層的暴力、也有下層反抗上層的暴力，怎麼樣讓公正、平等、愛全麵進入各個階層成為問題，符浩勇先生在《收舊貨》中試圖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回應。《收舊貨》同樣是在敘述一個城市農民工的故事，但與《血殺》相比卻多了幾分溫情。詹承宜是一個在城市收舊貨的農民工，快到年關時大多數農民工都回鄉過年了，而他堅持“再等等”，期待著能夠有意外收獲，因為他知道快過年時城裏人肯定會處理掉很多他們認為無用的但是在詹承宜看來卻很有價值的東西。事實上促使詹承宜遲遲不回鄉還有另一個更直接的原因，他曾答應幫小區內一戶人家尋找被保姆當做廢紙賣掉的舊日記，由於忘記了這戶人家在小區內的具體地址，所以他帶著找到的日記本在車庫一直等到第二天天明，日記本的主人早上去車庫開車時發現了他，關懷地問他有沒有被保安為難，並為了感謝遞給他兩千塊，詹承宜卻堅持隻要三百塊用來租車回家過年。這樣的情節，不僅讓我們感受到從鄉下走入城市的農民身上依然流淌著的淳樸、憨厚、真誠的血液，也同樣能夠讓我們體會到在眾多文學作品中被描寫成冷漠、無情的城裏人身上原本存在的愛和關懷，有意思的是作者特別讓故事中的城裏人——舊日記的主人強調自己原來也是從鄉村走出來的，顯然，作者是在對《血殺》中的暴力進行回應，人與人之間本就無所謂貴賤、高低之分，所有的身份如果加以追溯都必然有一個共同的源頭，這個共同的源頭應當是傳統鄉土中國所象征著的祥和、平等以及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