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產生以後，中國文學才脫離傳說時期。成於商代的甲骨卜辭和部分青銅器上的銘文，是現存所知的最古的文字。卜辭與銘文零散簡短而不成篇章，但它們有記事的功能，也表達了一定的情意，更重要的是它們為口耳相傳的文學發展成為書麵文學提供了條件，標誌著中國書麵文學的萌芽，所以具有重要的曆史文化意義。商代的文獻、文學還有《易經》中的卦、爻辭與《尚書》中的《商書》。卦、爻辭雖然是占卜所用的象征之語，卻多方麵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和風俗習慣，《尚書》作為古代文告和講演錄的綜合集子，則標誌著成篇的散文正式出現。
其實先秦文學的體式除特殊的神話而外，剩下的就隻有詩歌和散文了，周代文學史就是詩歌與散文交替發展的曆史。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的五百年間，是四言詩發展的黃金時代，後來編成了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同時而稍後則是文告體散文《周書》、編年體散文《春秋》與語錄體散文《論語》。戰國則是散文大豐收的時期，出現了成熟的曆史散文《左傳》、《國語》、《戰國策》，和《墨子》、《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等諸子哲理散文。同時，在南方楚國又出現了新的詩歌形式楚辭。
《詩經》收詩305篇，按音樂的不同分為《風》、《雅》、《頌》三部分。內容涉及宗廟祭祀、周族曆史、農事燕饗、戰爭徭役、戀愛婚姻、怨刺不平等方方麵麵，可稱周代社會生活的鏡子。《詩經》以四言為主，重章疊唱，多用比興手法，風格或典雅或質樸。就其來源來說，《詩經》是來自於社會各階層的作者在廣闊的地域上進行創作，經過漫長的時間積澱而成的；它的集中與編撰有賴於采詩與獻詩的製度；它在後世的流傳與影響不僅因為它奠定了中國古代文學寫實的傳統與開創了中國古典詩歌比興的手法，更因為它是具有崇高偉大意義的儒家經典之一。
《詩經》之後約300年左右的時間，散文勃興而詩壇消沉。直到戰國晚期，以屈原為代表的楚國人創造出一種有別於《詩經》的新詩體——楚辭。楚辭以六、七言為主，多用語氣助詞“兮”字，篇幅宏大，好用象征手法，風格弘博雅麗。楚辭是南方獨特的地域文化和屈原卓異品格與才華相融互補的產物。楚辭的出現，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特殊的意義。它的浪漫精神、自由形式、華美詞采以及獨特技法，使它與《詩經》分別成為南方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代表，共同構成中國詩歌史的源頭，並稱“風騷”。而屈原不同尋常的政治經曆、光輝峻潔的偉大人格、九死不悔的批判精神與超群絕倫的藝術素養，更使他成為中國文學之父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梁。
如果算上原始歌謠，先秦詩歌實際上經曆了由二言到四言，再由整齊的四言到以六、七言為主的雜言三個階段。
先秦散文若大體歸為曆史散文與諸子散文兩大類，也可將各自的發展曆程分成三個階段。
甲骨卜辭與《易經》中的卦、辭可算曆史散文的第一階段，因為它們有了敘事的功能而不成篇章，隻能算作曆史散文的萌芽。《尚書》與《春秋》是先秦曆史散文的第二階段，因為有了成篇的文章，可以看作曆史散文的形成期。《尚書》原本包括《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部分，但《虞書》、《夏書》是後人的追記，不足為據，《商書》中有部分屬於當時的文獻，《周書》則可全部視為西周至春秋時期文告的真實記錄，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春秋》是孔子依據魯國史料寫成的編年史大綱，說它是大綱是因為它記錄春秋242年間各國的曆史隻用了1萬6千多字，但它體例嚴謹、自成體係。先秦曆史散文鼎盛期的代表作是《左傳》、《國語》和《戰國策》。《左傳》是我國第一部記事詳備的編年體史書，也是先秦曆史散文中思想性和藝術性最為突出的著作。它與《公羊傳》、《穀梁傳》合稱為“春秋三傳”，一起成為儒家的重要經典。《國語》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國別體史書，是由各國的史料彙集而成。《戰國策》也是一部國別體史書，主要記敘戰國時期謀臣策士們的言行與謀略。相對而言，《左傳》長於敘事，《國語》善於記言，《戰國策》則擅長寫人，其中有些篇章已經初具《史記》紀傳體規模。
諸子散文是在百家爭鳴的學術氛圍中形成並繁榮起來的，它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古人理性精神的覺醒。諸子散文的第一階段可劃在春秋戰國之交，以《論語》、《墨子》、《老子》為代表。《論語》以語錄體的形式記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比較集中地反映了早期儒家的思想。《墨子》是墨子及其後學著作的彙編，反映的是墨家學派所代表的小生產者的思想。《老子》則基本為老子所著，反映了道家創始人玄妙博大的哲理思辨。諸子散文的第二階段可劃在戰國中期，以《孟子》、《莊子》為代表。《孟子》共7篇，記述孟子的言行，由他本人和門徒共同完成，反映了戰國中期儒家思想的麵貌。《莊子》是莊周及其後學的著作，是道家的又一部經典。戰國末期的《荀子》、《韓非子》可算是先秦諸子散文的第三階段。荀子是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一書多為荀子自作。《韓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諸子思想，各執一端，他們的文風也各具特色，《老子》精警、《論語》典雅、《墨子》質樸、《孟子》犀利、《莊子》恣肆、《荀子》渾厚、《韓非子》峻峭。就文章體例，或論說文的形成過程而言，《論語》大多還隻是簡短的個人言論的記錄，是典型的語錄體。《墨子》、《孟子》和《莊子》則有了長段的對話和議論，但《孟子》尚未脫盡語錄之體，《莊子》寓言之繁使其敘事蓋過論議，因此可稱過渡階段。到了《荀子》、《韓非子》，既有論題，也有中心，並善於論證說理，則達到了論說文的成熟階段。總的趨向是從簡約到繁富，從零散到嚴整。愈是後期的著作，篇幅愈宏大，組織愈嚴密。
00第四節秦漢文學
秦漢文學是指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秦王朝，到東漢末漢獻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這一曆史時期的文學。
秦統一中國後，實行了一係列的製度改革，如廢除分封製，建立郡縣製；實行“車同軌，書同文”，統一文字，統一法令，統一度量衡等，這些製度和措施對社會的發展均有積極意義。但秦王朝實行極端的文化專製政策，文學創作空前冷落，再加上它是一個隻有15年曆史的短命王朝，所以留傳下來的作品不過幾塊歌功頌德的石刻碑文和幾篇略有文采的奏章。此外是秦統一之前李斯寫的《諫逐客書》與呂不韋主編的《呂氏春秋》。《呂氏春秋》體製宏大、內容博雜，不少目錄學著作將其歸為雜家，實為先秦學術思想的總結。
漢承秦製，卻能認真總結秦朝迅速覆亡的曆史教訓，調整文化政策，采取了一係列有利於文學發展的措施，加之國力增強，社會進步，漢代文學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麵。漢代文學的主要樣式除了傳統的詩歌、散文之外，又增加了漢賦，並成為漢代一代之文學。
賦是介於詩、文之間的非詩非文、亦詩亦文的文學體式。它原本《詩》、《騷》，出入於戰國諸子與縱橫家說辭，來源既廣，具體的體式也很複雜。以兩漢為例，漢初有近於楚辭的騷體賦，以賈誼的《吊屈原賦》與《鳥賦》為代表。此後逐漸形成由諸子問答體和遊士說辭演變而來的散體大賦，枚乘是由騷體賦轉變為散體大賦的第一位作家，他的《七發》是標誌大賦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是漢大賦的代表作家，被稱為“漢賦四大家”。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揚雄的《長楊賦》、《甘泉賦》，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二京賦》，都是大賦的名篇。大賦鋪張揚厲，“苞括宇宙，總攬人物”司馬相如語，見《西京雜記》卷二。，體現了大漢帝國的聲威和氣魄，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東漢中葉以後，政治極端黑暗，賦風開始轉變，張衡的《歸田賦》以清麗的語言、情景交融的手法，表現了作者歸隱田園的恬靜心緒，是漢末抒情小賦開先河之作。桓、靈以後，出現了一些揭露現實、抨擊社會黑暗的短賦，如趙壹的《刺世疾邪賦》等。這類賦數量雖然不多，但它突破了沿襲已久的賦頌傳統，成為六朝抒情小賦的先導。
漢代散文，內容豐富，形式多樣，主要有政論、史傳、哲理、抒情等幾種類型。漢代的政論哲理散文是先秦諸子論議和縱橫習氣與漢代現實政治相結合的產物。反映現實，研究現實，服從現實政治的需要，是漢代政論哲理散文的突出特點。它們或提出建議，或指陳弊端，或批評迷信，或揭露腐敗，繼承與發展了先秦諸子散文關注現實問題、研究治國安民辦法的優良傳統。漢初政論散文發達，以賈誼和晁錯最為著名。他們注意總結秦王朝由弱轉強、政權得而複失的經驗教訓，對如何鞏固漢王朝的統治，完善中央集權的政治製度，表達了自己的政治見解，文風縱橫馳騁。代表作品有賈誼《過秦論》、《論積貯疏》、《陳政事疏》，晁錯《論貴粟疏》等。西漢中後期政論散文的名家名篇有桓寬《鹽鐵論》、穀永《災異對》、揚雄《法言》與《太玄》等。《鹽鐵論》是根據漢昭帝始元八年（公元前81年）鹽鐵會議的記錄整理而成的政論集，內容涉及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方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麵貌，形式上全用對話體，彼此詰難，相互辯駁，在漢代散文中獨具一格。值得一提的是劉向、劉歆父子對中國古代的目錄學貢獻巨大，劉向《別錄》是校讎古書的學術論著，劉歆《七略》是我國第一部分類圖書目錄，後來成為班固《漢書·藝文誌》的祖本。東漢政論散文名家名篇有桓譚《新論》、王符《潛夫論》、仲長統《昌言》、崔寔《政論》、荀悅《申鑒》等。
兩漢論議散文中還有偏重於哲理的一支，雖然受經學影響，遠不及先秦諸子的聲勢與規模，但也出現了一些重要著作。如淮南王劉安的《淮南子》、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王充的《論衡》，這些著作在中國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先秦開創的曆史散文，到了漢代，其主流發展為以人物為中心的傳記文學，它的旁支則演變成為雜史雜傳。司馬遷的《史記》是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自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間共3000多年的曆史。與後來的《漢書》、《後漢書》、《三國誌》合稱“前四史”。全書共130篇，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本紀記載曆代帝王的大事，表是各時期的簡明大事記，書是記載天文、曆法、水利、經濟等方麵情況的專門史，世家記載貴族王侯的曆史，列傳記載社會各階層、各方麵的代表人物。五種體例互相配合，構建了以紀傳為主的史書新體例，並為後世的正史所遵循。《史記》不僅是史學巨著，也是一部成就極高的文學著作，被魯迅讚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班固的《漢書》是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記述了上起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包括紀十二篇，表八篇，誌十篇，傳七十篇，共100篇。《漢書》與《史記》各有所長，前人常以“班馬”並稱，《漢書》尤以史料豐富、聞見博洽著稱。從《漢書》開始，就出現了文史分流的趨勢，以後奉旨編修的史籍，大多數沿襲《漢書》的體例，更注重史料的收集與史實的考辨，而不是辭采的精美與感情的充沛。而另一方麵，從正史中分離出來的雜史雜傳，卻多采民間傳說，淡化了紀實性而增強了虛構誇飾，成為早期小說的先導。這類作品以劉向的《說苑》、《新序》、《列女傳》、《列士傳》，趙曄的《吳越春秋》，袁康的《越絕書》為代表。
兩漢政論、哲理與史傳散文成就雖高，卻多以務實求用為宗，抒情成分較少。抒情成分較重，甚至成為文章主要內容的，則是兩漢書信體散文。像司馬遷的《報任安書》、鄒陽的《獄中上梁王書》、楊惲的《報孫會宗書》等，雖與政治不無關聯，但都能以強烈的感情加以貫串，熔敘事、議論、抒情為一爐，成為千古至情之文，對後世抒情散文的形成也起著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