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奕劻、袁世凱等人站在對立麵的有孫家鼐、榮慶和鐵良三人。孫家鼐是同治年間的進士，他是文淵閣大學士，曾與翁同龢一起做過光緒的師傅，當時也已近八十高齡。當然，孫家鼐的思想也和他的年紀一樣老化而守舊，他早在戊戌變法時就已經表明了他對維新的異議，更別說搞什麼立憲了。
大學士榮慶是蒙古正黃旗人，其出生於一個家道中落的官宦家庭，雖然後來科舉入仕，但其早年仕途坎坷，因此為人一向持躬謹慎，穩健隨和。榮慶一向嚴於律己，為官清正廉潔，他做了高官後，到他家送禮行賄的人幾乎踏破了門檻，但他始終不為所動，被拒之人偷偷地譏諷他為“純臣”。
鐵良則出身滿洲親貴，其為人剛愎，喜好軍事，是滿人中少有的“知兵”人才。在立憲這個問題上，鐵良的反對聲是最激烈的一個。在他眼裏，說什麼立憲可以“內亂漸弭”簡直就是胡扯淡。他認為，當前最重要的是練新軍，軍隊練好了，什麼革命不被鎮壓下去？
還有一個重臣瞿鴻禨，他是同治年間的進士，庚子年隨慈禧太後西逃，忠心耿耿，又承擔了撰旨之責，因而深得慈禧太後的賞識，當時他一身兼三職，兼任工部尚書、軍機大臣和政務大臣。瞿鴻禨的觀點模棱兩可，他不反對立憲，但反對過快立憲，似乎有調和兩派衝突之嫌。
這次廷臣會議的火藥味很濃，各大臣在會議上針尖對麥芒，分歧很大。奕劻等人認為立憲之事有利無弊，而且是民心所向，符合中外輿論，應速行；孫家鼐等人則認為變動太大又太快的話，反會一團糟，不如先革除目前的弊政，等到政體清明，慢慢變更也不遲。
對此，徐世昌起而反駁，他認為再這樣支離破碎地漸變下去的話，既不能改變國民的觀念，也無法掃除既有的曆史惰性，結果還是重走老路，惡性循環永無休止。因此，中國隻有大變，進行大刀闊斧的變動，才是真正的救國之道。
兩派人在那裏爭來辯去，誰也說服不了誰，而主持會議的醇親王載灃在會議過程中始終一言不發，軍機重臣瞿鴻禨也沒有明確表明自己的立場。等到大家爭得口幹舌燥，沒什麼話說了，載灃才慢吞吞地站起來做了個總結發言，說：“立憲之事，既如是繁重，則不能不多留時日，為預備之地。”
隨後，載灃便去見慈禧太後並報告會議過程，由慈禧太後來決定立憲與否。據野史記載，奕劻和袁世凱在會議結束後麵見慈禧太後並彈劾鐵良，說：“若不去鐵，新政必有阻撓。”
慈禧太後晚年精力不濟，很多事情都要依仗這兩人，但鐵良又是她用以平衡奕劻和袁世凱勢力的。在這種情況下，一向獨斷專行的慈禧也很煩惱，甚至說：“我如此為難，真不如跳湖而死。”更離奇的是，會議結束後京城裏謠言紛紛，說什麼兩派人不但動口，還動上了手，一時間北京空氣十分緊張，仿佛要再次發生政變雲雲。
政變之說當然過於誇張，這次的廷前相爭也不過是兩派人馬的鋒芒初試，好戲還在後頭。經過慎重考慮後，慈禧太後調和了雙方意見，於1906年9月1日發布了“仿行立憲”的詔旨。詔旨中，慈禧太後以目前“規製未備，民智未開”的理由宣布實行預備立憲，由此也邁出了清末立憲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