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參加圍攻使館的主要是董福祥的甘軍和榮祿直接指揮的武衛中軍，另外還有少量由慶親王奕劻指揮的軍隊。在整個進攻過程中，榮祿和奕劻是很聰明的，他們心裏十分清楚攻擊外交人員會在日後帶來極大的危害，想必也能體會慈禧太後的良苦用心。至於董福祥的甘軍，他們仇恨洋人則是發自內心的，但他們的武器裝備過於落後，連開花大炮都沒有。這種情況，正如當時一笑話說的：李鴻章得知進攻使館的軍隊是董福祥的甘軍後，他大笑著告訴外人：“盡管放心，使館無恙！”
董福祥當時和端王載漪等人走得很近，他在接到進攻使館的命令後自然盡心盡力，但問題是，慈禧太後在進攻使館的決策中也相互矛盾，圍攻使館時斷時續，並不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如吳永在《庚子西狩叢談》中記載的，慈禧太後曾說：“我本來是執定不同洋人破臉的，中間一段時間，因洋人欺負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動氣。雖是沒攔阻他們，始終總沒有叫他們十分盡意地胡鬧。火氣一過，我也就回轉頭來，處處都留著餘地。我若是真正由他們盡意地鬧，難道一個使館有打不下來的道理？”
慈禧太後說的“他們”，顯然指的是載漪等人。盡管中間可能會存在失控的情況，慈禧太後控製不了義和拳，但對於載漪、董福祥他們終究還是能掌控的。事實上，慈禧太後的做法也很陰險，其在事後將圍攻使館的責任推到了載漪等人身上，殊不知，她才是最後的決策者。
也許有人要問，既然不想傷及公使，慈禧太後又何必要命令圍攻使館呢？這可能有兩方麵因素，一是詔告義和拳為義民後，義和拳反洋情緒高漲，清廷必須要有所表示，那圍攻使館就具有很好的象征意義——與其讓義和拳去圍攻使館最後弄得不可開交，倒不如讓可控的清軍來完成這個表演。當然，這個表演還不能演得太假。
慈禧太後下令圍攻使館的另外一個原因，則是為了給公使們製造一定的壓力，類似於通常說的“以戰促和”，或者幹脆把公使們變成“人質”。這種策略，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曾經用過，當時英法談判代表巴夏禮等人被拘捕，清廷企圖以此挾製英法，並迫其接受停戰（雖然沒有成功）。
由此看來，清廷的目的並不是真要“夷平使館”，而是要通過攻打使館使外國使節陷入“準人質”的危險境地，以此作為向外國求和的一種輔助手段。當然，這種進攻是有技巧的，它必須兼顧兩方麵：一是對外國使節形成一定的威脅，進攻須帶有相當的猛烈程度；二是要避免對使館人員（特別是外交官員）造成重大傷亡，免得給將來的議和造成新的障礙，因此，進攻必須留有餘地，不能是摧毀性的。
理解了這層含義後，使館圍而不克的道理便不言而喻了。不然的話，以使館不足五百人的衛隊，又極度缺乏重武器，又如何能抵擋一個多月？按慈禧太後的話來說，若是真有心來攻，“難道一個使館有打不下來的道理？”在後來的回憶錄中，被圍困的外國使館人員也提到清軍當時奇怪的進攻：“中國人的射擊角度總是過高”，他們甚至還“繳獲了一些來複槍”（這似乎與榮祿暗中給使館運送軍火的傳聞相關）。
當然，即使是流彈，也會對使館人員造成一定的傷亡。被圍困期間，外國人主要聚集的英國使館並沒有受到太多攻擊，各使館中的主要人員大都安然無恙，除了那個膽小的荷蘭公使諾貝爾，他在使館被圍攻的過程中就一直躲在英國使館的地窖裏不肯出來，但在使館解圍的當天，他從地窖中出來察看聯軍是否到達時，被一顆流彈擊中大腿——由此他也成為當年唯一受傷的公使。
使館被包圍的時間長達四十多天，但真正受到攻擊的隻有二十多天（6月20日至7月13日，8月11日至14日），中間一段時期大都以緩和為主。在7月14日聯軍攻破天津城後，慈禧太後意識到洋人的軍隊難以抵抗，戰爭一直持續下去的話就更加難以收拾，於是便加緊進行求和活動。在這段時期，雙方信使往來不斷，清廷還給使館送去了西瓜、蔬菜、大米、麵粉等。在此期間，據使館人員的回憶，“投擲石塊代替了槍炮，雙方都習慣了與敵人近距離對峙。隨著號角之聲發起的夜襲，實際上隻是毫無意義的突然的槍聲大作，然後又停下來，人們稱之為‘起床號’”。
8月1日後，清軍又恢複了象征性的炮擊，隆隆炮聲雖然給使館人員以恐懼，但炮彈大都是在空中呼嘯而過。直到8月11日，八國聯軍開始逼近北京，清軍這才再度對使館發動十分猛烈的進攻，但這種報複性的進攻隻持續了3天，北京便宣告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