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君子中，譚嗣同是給人印象最深的。從政變到流血原本有一兩天的時間差，譚嗣同是有機會脫逃的，他完全可以像梁啟超一樣避居日本使館，但譚嗣同堅辭不受，其擲地有聲地表示：“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隨後，譚嗣同便在瀏陽會館“莽蒼蒼齋”靜待捕者。被捕後，譚嗣同在獄中寫下這樣一首詩：“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四天後，六君子未經審判、也未定具體罪名（因牽涉到光緒皇帝，或許是有審而無判；譚嗣同之不走，或許也是為了證明光緒皇帝不曾參與“圍園殺後”之謀），就在菜市口刑場被殺。
六君子就義之日，觀者萬人空巷。臨被殺前，譚嗣同叫監斬官剛毅過來，說“我有一言要對你說！”剛毅扭過頭，不予理睬。譚嗣同朝著剛毅的背影，大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好漢子鐵骨錚錚，譚嗣同不愧為一個真正血性的殉道愛國者。可歎的是，六君子引頸就戮之時，守舊勢力卻紛紛彈冠相慶，這些顢頇汙穢的既得利益者在為最後的垂死掙紮而歡呼時，那些對國家民族前途真正憂心如焚的青年誌士卻喋血街頭，這又是何等的諷刺與悲涼。
再說康有為。當慈禧太後下令捉拿康氏兄弟時，老康正安步當車地前往天津，準備奉光緒之令去上海辦官報。殊不知，此時京城已經風雲突變，所幸當時有人通風報信，康老師才得以在追兵趕到之前換乘英國輪船逃走，最後經香港去了日本避難。梁啟超則是在政變發生後避入日本使館，後來在日本人的掩護下，剪去發辮、改穿和服，乘坐日本軍艦逃走，最後和康有為在日本會合。
六君子既死，各新黨維新派或逃匿、或監禁、或流放，一時敗落；而原本和維新派同氣相應的洋務派開明官僚們如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也隻得緘口自保或者幹脆靠邊站，神州上下，萬馬齊喑，唯有那些老朽昏庸的守舊大臣拊掌稱快。在慈禧太後的庇護下，這些人掌握了大清帝國的內政外交，視新事物為仇敵，這也是整個晚清最為黑暗的時期。正是在這些人的統治下，才引發了最為荒謬的庚子之亂和八國聯軍之禍。
至於光緒皇帝，那就更慘了。政變之後，慈禧太後將光緒幽禁於瀛台（瀛台為三海中一小島，三麵臨湖，隻有一橋可以進出），並派來心腹太監和侍衛對瀛台嚴密看防，光緒的任何舉動，都會有人向慈禧太後報告。從此後，光緒便失去了人身自由。
光緒雖被幽禁，但限於他的皇帝名分，他還得在慈禧太後的逼迫之下，每日像個木偶一樣上朝召見臣工，這種苦處比禁錮獨處恐怕更要痛苦百倍。這次訓政，慈禧太後已經掀掉簾子，直接和光緒並排坐著，形如兩君。更可笑的是，每次召對大臣，都是慈禧太後一個人說話，而光緒隻有在慈禧太後示意他說話時，才會勉強說上兩句。在絕大多數時間裏，光緒被置於大庭廣廈之中，聲音笑貌無一自然，如顛、如聾、如啞，而大臣們對光緒也是以顛聾啞視之，仿佛對待空氣一般。
慈禧太後還怕民間輿論對她不利，又讓太監們到酒肆茶坊裏去傳播謠言，詆毀光緒的種種昏庸不道、無端迷信西法，甚至謀殺太後等，這下反讓人覺得都是光緒的不是，而慈禧太後訓政便是理所當然。如此一來，光緒就更加被孤立了。
某次，光緒見湖中有一水鳥，便讓太監給他拿彈弓來射鳥消遣取樂。一個頗有玩心的小太監不知利害，其欣然到房中取出彈弓交給光緒。正當光緒玩得開心時，有太監去報告了慈禧太後。慈禧太後隨即追查是誰將彈弓獻給皇帝的，小太監聽後大恐，自投於湖中。慈禧聽說小太監已自殺，仍舊將其他監視的數人，或笞，或罰苦差，無一幸免。從此，光緒再讓太監們去做什麼事情，那些太監們都一個個充耳不聞。冬天時，瀛台四周的湖水結冰，光緒便從冰上走出去，後來被慈禧太後知道了，很快便讓人將冰鑿去。有一次，光緒走到太監屋裏，看到桌上有一本《三國演義》，他拿起來讀了幾行，不免長歎道：“朕不如漢獻帝！”
《金鑾瑣記》中說，有一次光緒逃到西苑門口，被多個太監強扭發辮給拉了回去。慈禧太後要光緒一起上朝時，往往有上百人在身邊跟隨，以防光緒逃走。更有人說，曾親眼看見光緒因要上朝而出灜台後，仰首向天而望，剛甩開身邊的人走到乾清門，便有太監十餘人阻攔去路。
如此，皇帝已成籠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