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梳曆史記載的話就會發現，慈安太後的病其實早而有之。翁同龢在日記中就曾經記載了慈安太後的兩次發病史，一次是同治二年二月（1863年3月），慈安26歲時，當時病症表現為“有類肝厥，不能言語”，可能是中風的先兆，不過這次因為慈安年紀輕，很快便得到恢複。七年之後，33歲的慈安再次“厥逆半時許”，所幸治療及時，沒有造成嚴重後果。
從某種程度上說，慈安太後的死也不能完全說與慈禧毫無關係。或者說，正是因為慈禧太後久病不愈，不得已之下，慈安太後被推上了前台，去麵對那些不得不處理的政務，而慈安本人並不是一個善於理政的人，這對她來說無疑是一個極為繁重的苦差事，讓她不堪重負、身心疲憊，進而引發昔日的宿疾。
據陳昌《霆軍紀略》中記載，光緒六年（1880）五月二十七日，原霆軍統領鮑超覲見慈安太後，後者問：你這到湖南好多路？奏：輪船不過十餘日至湖北，由湖北不過十餘日即到任所；問：你咳嗽好了沒有？奏：咳嗽已好。諭：我靠你們在外頭，你須任勞任怨，真除情麵，認真公事！奏：仰體天恩，真除情麵，認真公事，不敢有負委任；問：湖南有洋人否？奏：洋人曾到湖南，因湖南百姓聚眾一趕，後遂未到湖南。
由此也可以看出，慈安召見大臣隻是禮儀性的，大多是問問身體如何、地方情形如何，她本人卻不會提出任何指示性意見和指導性見解，事實上她也確實不太懂朝政。這段時期被頂出來理政，也主要是因為慈禧患病，不得已而為之。
事實上，從發病前一日慈安太後“兩頰微赤”的情況來看，這可能已經是腦血管疾病的前兆了。以慈安的知識水平和應對能力，她都遠遠不如慈禧，理政吃力，由此疲勞過度引發腦出血，這種可能性相當不小。由此，慈安太後為何會突然暴斃也有了相對合理的解釋。
對於慈安後事的處理，慈禧的做法還是無可非議的。在其去世後，慈禧立刻召集在京的王公大臣入宮商議安排慈安太後的後事。天明之後，慈禧命太監揭開蒙在慈安太後臉上的“麵冪”，令在座的王公大臣們瞻仰，當時惇親王奕誴、醇親王奕譞、各禦前大臣、內務府大臣等人均親眼看過慈安太後的遺容。在此過程中，慈禧並沒有遮遮掩掩，而是大大方方地安排一切，這也表明她心中無鬼。
另外，對於民間傳聞說慈禧慢待慈安太後、甚至隻給慈安準備了一個很小的棺材之事，這也顯係謠傳。事實上，慈禧為慈安太後準備了一個很大的金匱，當時翁同龢也記載說慈安太後的“金匱甚大”，而且也是按照祖製將慈安太後的遺體在其死後第二天放入棺材，而並非是民間所稱的提早入殮。
不管怎麼說，慈安太後的中年早逝，這讓與之相處了近三十年的慈禧感到孤獨和寂寞的同時，也為她後來的一人獨裁專權掃清了道路。盡管慈安太後的死並沒有引起清廷政局的任何變動，但其中潛藏的巨大變化卻絕不可等閑視之。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慈安太後雖然極少參與政治亦無參政的能力與謀略，但她作為正宮太後，其存在本身就是對慈禧獨裁專權的一種莫大威懾和有力約束。換句話說，隻要慈安太後在世，慈禧就不敢過於任意妄為、一手遮天。更微妙的是，慈安太後的死也使得唯一能平衡慈禧政治力量的奕訢集團失去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倚靠對象，而慈禧的黨羽勢力也由此大增，雙方的平衡很快就會被打破。如此一來，雖然當時的政局風平浪靜，但其中卻是潛流湧動，隨時都可能爆發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