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秋雨過去，兩個師傅又蹲在草坪裏忙碌：拔野草。在他們身旁，放著一個天藍色塑料袋，袋裏裝滿了拔出的植物。這些植物未經馴化，綠得逼眼，不像人工培育的草葉，其色澤恰好適應了人們能承受的亮度；而且，前者的身軀自由伸展，即使被拔，也東張西望，不像後者，從地底下長出來，就柔柔的，軟軟的，身體微微傾斜，似乎總在向人們招呼：來這裏坐吧，我給你舒服。這麼一比較，前者就顯得野性十足，並因其“野”而卑微，而不配得到城裏人的欣賞。
我沒研究過城市史，不知道在城裏培植人工草坪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也不知道首先從哪座城市發端，但自從有了它，在那特定的領地裏，野草就成為被驅趕的對象，這是確定無疑的。同時，從它們被驅趕的那天起，就有人站出來為它們辯護。較早的大概算柏拉圖了，他認為世間萬物，若非造化生成、命運造就，便是人工製作；人工製作最小最次。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的懷疑論者蒙田，講得比柏拉圖明確：“說實話，我們倒應把那些被我們人為地損壞而變得特別的東西稱為‘野的’。”他認為這些東西“僅僅變得適合我們敗壞了的情趣”。在柏拉圖和蒙田看來，野草身上體現著“最為自然的品質和特點”，因而“最大最美”——可這又能怎樣呢，野草生錯了地方，就隻能遭到嫌棄和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