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體比周初金文更緊密、平正、穩定、富有規律性。如銘文中有四個“武”字，結構完全一樣，重心平穩，上下呼應，有避有就，可以說是結構緊湊的好範例。
從章法上看，除最末一行稍顯擁擠處，通篇之中縱成行，行距小；橫有列，字距大，為後來漢隸碑版如《曹全碑》一類章法開了先河。其中有界格的《大克鼎》、《小克鼎》、《宗婦簋》章法尤為嚴整規範。《虢季幹白盤》字距、行距都很大，顯得特別疏朗開闊，是西周金文章法中最有特色的一個。
春秋戰國五百年間，東方諸國的書法，如魯、杞、紀、祝、齊、戴、燕、晉、蘇、曾、陳、鄭、蔡等，都較多繼承了成熟的西周書法的特點。西方的秦國亦繼承了西周金文的書法特點，並產生了劃時代的優秀書法作品——《石鼓文》。石鼓文是十個饅頭形石頭，每石刻一篇有韻的詩。詩的體裁類似《詩經》的四言詩。
刻石的年月，自唐宋以來，就議論不定，有人說刻於周初，有人說刻於後周。唐人以為周文王或周宣王，宋人始提出為始皇以前的說法。近代學者認為是秦刻石者甚多，但仍有文公、穆公、襄公、獻公諸說。
唐蘭先生根據那時的銘刻、文學、語彙、文字及書法的發展，證實石鼓的製作為秦獻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論證全麵，很有說服力，如無新的提法，似已成為定論。《石鼓文》用筆圓勁挺拔，圓中見方。結體有略趨方正之勢，促長取短，務取其稱。字距行距開闊均衡整齊，疏朗若晴空星月。
字大逾寸，近於大篆。雄強渾厚，樸茂自然，為“書家第一法則”，不為過譽。後來李斯整理的小篆，就由此脫化而來。曆代臨摹者很多。《秦公簋》和《秦公鍾》的銘文與《石鼓文》相似。其它如虢、虞的書法亦與《石鼓文》相近。此外尚有字體委婉流動、結構疏密均有意誇張、縱長的徐《洗兒鍾》、《子庫鍾》、中山王墓出土的銘文等。
還有參差錯落，結體狂怪的《楚公鍾》、《楚王恙鼎》銘文等。至於兵器文字如鳥蟲書。《越王州句劍》銘文屬於篆書美術字一體；玉器銘文、古空文字、貨幣文字、符節文字，簡冊遺墨等又各具特點，往往一字數形，在書苑中形成了百花爭妍的盛況。
一字數形，後人稱為奇字，什麼叫奇字呢？就是和古文不一樣的書體。《說文解字》上舉了一些例子，大多是古丈的別體字，或增減它的筆畫，或變異它的形體。
《漢書?楊雄傳》說劉歆的兒子劉棻曾經跟楊雄學奇字，就是指的這種書體。從文字上的功用上講，這種各具特色的書體和一字多形的現象，恰好給書法提供了極可寶貴的資料。
鍾鼎文和甲骨文一樣，寫起來很不方便，一般的書法家無從問津。清中葉以來隻有一些好古的人如張廷濟、吳大癕等人才去追摹它。
大篆也叫籀書，又叫籀篆。但也有相反的意見。據《漢書?藝文誌》載，有“史籀十五篇”，自注雲：“周宣王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漢光武帝年號）時亡其六篇。”又說：“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子壁中古文異。”據清人王國維在《史籀篇疏證序》裏說，太史籀當為篇名而非人名，這種字體同鍾鼎文又有同有異，“上承石鼓文，下啟秦刻石，與篆文極近。”“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隻能說基本是如此。石鼓文可為代表。
秦始皇時定書體為八種，謂之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處書，八曰隸書。蟲書又叫鳥蟲書、鳥篆，以鳥蟲頭起筆，以蟲身屈曲為線的篆書美術字，是戰國《越王州句劍》銘文一類書體的延續；刻符如《新妻》、《陽陵》皆為小篆；摹印為方正的小篆，開漢印篆體的先河；用於門榜，封簡題字署書，刻於兵器的書，都是大篆、小篆或隸書應用範圍的變化而已。所謂的“秦書八體”，以漢字形體而論，不外乎是大篆、小篆、隸書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