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5月，托爾斯泰順利地通過了考試，可以選讀二年級的法學。在考試前不久，他和一位同學曾經爭論過誰的記憶力更好，於是他們各人默記一道曆史試題的答案來做試驗。托爾斯泰默記馬澤帕的生平，碰巧曆史考試中正好出的是這道題，所以他很從容地得了5分。
他的同學納紮列夫曾對那時的托爾斯泰有過一些回憶的片斷：“我避免和那個伯爵接近，從我們第一次會見時，我就討厭他那副裝得冷淡的神情，他的粗糙的頭發，和他那半閉半睜的眼睛以及刺人的表情。我從來沒有遇見過這樣一個年輕人有著這樣一種傲慢和自滿的態度，這種態度使我覺得非常奇怪，而又不能理解。……”
“起初我很少遇見伯爵，他雖然笨拙、羞怯，卻和那一小群所謂‘貴族’混在一起。我和他打招呼時他很少回答，好像要表示即使在這裏我們也絕不是平等的，因為他駕著馬車上學，而我卻是徒步上學……”
據納紮列夫說，那些日子裏，托爾斯泰之所以對自己的外表特別注意，是為了顯示他的貴族身份。雖說在外表上1846年的托爾斯泰和40年後的他有著很大的差別，但他這個時期的談吐和40年後大體是一致的，具有強烈的說服力和獨具特色的幽默。
有一天上曆史課時，剛好納紮列夫和托爾斯泰都遲到了，並且被督學禁閉在一起，這是這個學校處罰遲到的一種極其平常的手段。他們在禁閉處談到了萊蒙托夫的詩《魔鬼》，托爾斯泰趁機諷刺了那些庸俗的詩歌。後來，列夫又注意到他同伴的手中拿著一本卡拉姆津的《俄國史》，他又批判起陳腐的曆史課來。他認為曆史是一切科學中最沉悶，而且差不多最無用的一門，是一堆寓言和無用的瑣事，夾雜著一大串不必要的數字和專名。曆史主考官希望每個學生都知道伊凡雷帝的第一次即和傑姆魯克的女兒的婚禮是在1562年8月21日舉行的，他的第四次即和安娜·阿列克塞耶夫娜·柯托爾斯卡雅的婚禮是1572年舉行的……托爾斯泰覺得這極端可笑。
托爾斯泰還批判大學和一般大學教育，他一本正經地用那副滑稽的神情模仿他們的教授，逗得納紮列夫哈哈大笑。雖說兩個人都希望在離開“神殿”後成為有知識的有用的人，可是從大學中又能真正學到什麼呢？今後又會有什麼用呢？
納紮列夫雖說不十分喜歡托爾斯泰，但他當時還是模模糊糊地感到托爾斯泰身上存在著一些卓越的、特殊的，同時又不能了解的東西。
在法律係的第二年，托爾斯泰常常缺課，因此在期中考試時，教授們都因他的疏懶而給了他壞分數。
雖然托爾斯泰的學習成績一直沒有提高，但這並不是因為他沉湎於社會活動而浪費時間的緣故。他自從東方語言係轉到法律係以後，就每天都有計劃地按照自己的想法進行學習。他開始每天記事，並且訂出第二天的時間計劃，檢查當天完成的情況。一般情況下，他每天都有三個方麵的活動：學校裏的功課；自修的外語，有英語、德語和拉丁語等等；另外還有課外閱讀，如讀歌德的《浮士德》、果戈理的《死魂靈》和《欽差大臣》等等。每天他的時間安排得緊緊的。此外，托爾斯泰還製定了各種生活準則，用來規範指導自己的行動。1847年3月20日，他訂下了如下的一些準則：
（1）凡是規定下來的，就一定要完成，不顧一切困難。
（2）很好地完成我已經在做的事情。
（3）凡是忘記了的，一定不去查書，要盡力把它回憶起來。
（4）經常讓頭腦盡全力工作。
（5）隨時大聲閱讀與思考。
（6）不要羞於對別人講話，要是他們被打擾了，我先讓他們感覺到，可是如果他們不明白的話，就直接告訴他們，並向他們道歉。
根據這些準則，托爾斯泰在生活和學習方麵都有很大變化，但仍然沒有達到所設想的那種完善的程度，尤其在功課方麵，那主要是由於他沒有完成給自己規定的一切。年輕的托爾斯泰不斷為自己製訂各種各樣的準則，如“鍛煉毅力準則”、“生活準則”、“一般準則”等等，他期望用這些準則來約束自己散漫的性格，以達到自己的生活總目標。他認為，如果一個人沒有找到自己的生活目的，那麼他將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一個人不管開始了哪一種精神活動，如果沒有完成，就一定不要放棄它，因為這種態度會導致放任自流。整個生活要有一個目的，生活的某一個階段也要有一個目的，一定的時期、一年、一個月、一個星期、一天、一個小時，甚至每一分鍾也要有一個目的，要去掉那些微不足道的目的，代之以高尚的目的。那時，年輕的托爾斯泰的生活中的高尚目的就是：“不要去注意人們的讚揚……要多自省自責，少考慮別人的意見。要做一個好人，並且努力使別人都不知曉你是一個好人。任何時候都要在別人身上發現優點，而不要去找他的壞方麵。任何時候都要說老實話……要鄙視財富、榮譽和不以理性為基礎的社會輿論……你要盡一切可能做一個有益於祖國的人！”
關於怎樣做才能使自己成為一個對祖國有用的人，托爾斯泰在當時還不能獨立解決這個問題，他求助於大哲學家們的回答。在大學學習的後期，他對哲學的興趣空前高漲起來，他繼續閱讀盧梭的著作，他認為這些哲學著作不但能豐富人的知識，而且可以實際運用這些知識，解決迫切需要解決的人生問題。他一邊閱讀哲學著作，一麵寫心得筆記，到1846年夏天，他已經寫了三本哲學筆記，其中包括九篇論文，如《就盧梭講演錄的哲學劄記》、《論哲學的目的》、《論未來的生活》等等，在這些文章中，托爾斯泰集中地表述了他青年時代的哲學見解，即他所說的“生活的科學”，他認為一個人不應該到外部世界中去尋找幸福，也就是不應該在外部世界偶然的愉快印象中尋找，而應該在自我的心中尋找幸福，就是使自己在道德上不斷完善，超越周圍的醜惡現實。
1847年3月11日，托爾斯泰生病住進了醫院。在住院期間，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獨，但一個人的處境使他能更深刻地認識自己，分析自己。他漸漸清楚地認識到，大多數上流社會的人認可的年輕人的放蕩生活，實際上是早期精神墮落的結果。一個生活在社交界的人找到孤獨，就像一個不生活在社交界的人找到了社交界一樣有益。為了更好地記錄下這些一閃即逝的思想，托爾斯泰從這一年的3月17日開始在醫院裏記日記。他一邊分析著自己，一邊記下自己的感受。他沒有料想到，記日記竟成了他一生的習慣，一直到逝世前的第4天為止，64年來他很少間斷過。
托爾斯泰從法律係的課程中沒有學到任何有用的東西，鑒於這種情況，他準備離開學校。另外他的哥哥塞爾蓋這時已完成學業，準備畢業，這件事更加深了托爾斯泰對大學的不滿。剛好這時他們兄妹幾個所繼承的產業已經分配完畢，列夫繼承了雅斯那亞·波良納和另外4個田莊，大約有2580公頃田產和330個農奴以及他們的家屬。這時一種對他們的福利的責任，吸引著托爾斯泰回到雅斯那亞·波良納去。最後，他終於沒等到5月的考試，在1847年的複活節過去之後，就請求退學，說是由於“健康不佳和家事的關係”。4月14日，學校當局批準了托爾斯泰的申請，同意他退學。4月23日，他接到批準通知書後，當天就告別親友，離開了喀山。5月1日，托爾斯泰又回到他“生於斯，長於斯”的故鄉雅斯那亞·波良納，開始了嶄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