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有誌氣的人，必定想在社會中實現自己的理想，讓自身價值得到社會的承認。但是我門每跨出一步，必然會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阻力。人生並不都是一帆風順的，它一樣有逆境，有坎坷，有苦難。麵對這一切，有的人失敗了，因為他消極盲目；有的人成功了，因為他樂觀積極。可以說，不同的人生態度，就決定了你會擁有不同的人生。
想要成功的人們，更好的適應生活的環境吧，一個積極健康的人生正在向你招手。
做生活的強者
生命的曆程與人類的追求往往成正比。人類對自身價值與生活憧憬越高，那麼他的生命曆程必然驚心動魄。在人與自然和社會的奮鬥中，不如意總是多於如意，痛苦也總是多於快樂。這大概是自然的客觀規律。
導致人生痛苦的三大因素是：事業、愛情與友誼。
一個有誌氣的人，必定想在社會中實現自己的理想，讓自身價值得到社會承認。但是我們每跨出一步，必然會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阻力。人才脫穎而出，總是經受了種種磨煉，司馬遷寫《史記》、張騫通西域、嶽飛抗金兵、曹雪芹著《紅樓夢》，沒有一件事情是輕而易舉獲得成功的。他們都經曆了內因與外因的種種考驗。“自古雄才多磨難”，這似乎是千古印證的一條真理。
有情未必不丈夫。曆史上的許多名人都想圓愛情之夢，但打開人類婚姻史，我們發現不少悲劇就出現在名人身邊。普希金、歌德、羅曼·羅蘭、唐伯虎、昌辟疆、徐悲鴻，他們的婚姻生活一波三折，讀來令人神傷。他們留下的詩文，不正證明了這一點嗎？
友誼是人類生活的溫馨之花。我們每個人都渴望友情，但一些被你視為最好的朋友，卻背叛了你，成為你一生中最可怕的敵人，這樣的例子不算少。
由此可見，在人生最渴望的感情生活中，痛苦總是多於快樂。
人類生活中有痛苦不奇怪，問題是我們如何超越痛苦，戰勝痛苦，變痛苦為歡樂。
超越痛苦的辦法有三個——
第一，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痛苦是人類感情生活中必然的產物。不要一遇到挫折就灰心喪氣，以至一蹶不振。正如失敗是成功之母，痛苦的盡頭也往往是歡樂。在失意彷徨的日子裏，看到光明，看到即將出現的勝利曙光，那麼我們就不會因為跌一兩跤就趴下。能否經受痛苦的考驗，往往是區別勇士與懦夫的試金石。隻有經過痛苦磨難的人，才會變得堅強、成熟、自信。
第二，超越痛苦的辦法有多種，當我們在事業上受挫時，可以另選一條路走走，還可以從愛情和友誼的理想氛圍中汲取力量；當愛情失意時，可以從容投入工作，努力創造新的成績。人生的道路有千條萬條，條條道路都可通羅馬。我們還應該看到人生有失必有得，得失是辯證的，不可能一輩子春風得意，也不可能一輩子走“麥城”。困頓的歲月往往是通向勝利的前奏曲，正如黎明前的黑暗遮擋不住東方的曙光；隻有堅定不移，才能贏得最後的微笑。
第三，在失敗時最能考驗一個人的風度。失敗麵前的自信與灑脫，往往比在勝利時充滿微笑更難。如果我們能夠養成豁達的個性、隨和的氣度以及從容的處世能力，那麼你即使失敗了，也仍然是一個勝利者、一個人人欽敬的英雄……這些話說來容易行之頗難。那麼我們不妨多讀一點書，借鑒一下；書中的那一麵麵鏡子。比如說讀《悲慘世界》，你就不會因為自己的痛苦而大叫大喊；又如讀《魯濱遜漂流記》，你就不會抱怨命運對你不公正。相反，你可以從書中人物的艱難處境中找到戰勝困難的信心。他們大難不死，我們為什麼不能大徹大悟，從而走出一條新路來呢？
其實，一個人超越痛苦，也就是進入一種大境界，那就是古人說的榮辱不驚，不為一得而自耀，也不為一失而消沉。超越痛苦的關鍵在於認識自己。一個人胸無大誌不行，但過高地估量自己，或無休止地超量地給自己加壓力也不行。對工作，對人生要求也要學會辯證法，一張一弛，把得失放在應有的位置，爭取最大的成功，預料可能的失敗，由此尋找到與一個人能力相適應的位置。
善於擺脫痛苦，也是人生的一種藝術。我們如果想到失敗之中孕育了成功，痛苦之後必然有歡樂，那麼我們就可以置之死地而後生。隻有這樣的人，才是可驕傲的人。
善於擺脫痛苦，還是人生的一種學問。我們在處世上運用三分法，既看到我們遇到的重重困難，又看到我們可能贏得的勝利，那麼我們在擺脫痛苦的同時，鍛煉了自己的意誌。也就無愧於人的光榮稱號。
讓痛苦離我們而去，讓歡樂與我們相伴，讓我們每個人都成為生活的強者。
請看這一串傑出的人生——
孔子最得意的門生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回也不改其樂。托爾斯泰、達爾文、牛頓、嶽飛、範仲淹、海瑞、聶耳，他們都是４歲以前喪母或者喪父，備受過生活的艱辛，在生活的最底層苦苦掙紮，最終才戰勝惡劣的處境，擁有了輝煌的人生。
可見，傑出的人物大多出生於困厄之家。其傑出的行為也大多伴隨著險惡的處境。
所以，《聖經·新約》啟示人通過逆境去爭取幸福。亞聖諄諄告誡世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有位偉大的學者和科學家用詩一般的語言寫道：一切幸福並非沒有煩惱，而一切逆境也決非沒有希望。最美的刺繡，是以明麗的花朵襯於暗淡的背景，而絕不是以暗淡的花朵映襯於明麗的背景。
正如惡劣的品質可以在幸福中暴露一樣，最美好的品質也正是在逆境中被顯示的，也隻有在最險惡的環境裏才顯示出人的優秀的一麵。
曆史上的許多偉大人物也隻有到了除去他自己的勇氣與耐心之外，別無所有之時；到了大禍臨頭，瀕臨絕境，必須謀求死裏逃生之時，才顯示出他偉大的人格和無堅不摧的力量。偉人之所以偉大，就在於他們超越了苦難，戰勝了險阻。
人生之所以有意義存在，亦在於人生對苦難的超越和對險阻的戰勝。
去經受風雨的考驗吧，從風雨中走出來的人才可能成為生活中真正的強者。
秘籍：擺脫痛苦，做生活的強者，絢麗人生就在你的眼前。
要做適應環境的人
不同的環境對人們的作用是不同的。順境與逆境、苦難與舒適使當事者付出的代價是不同的。我們的哲學不是在陳述和分析這些代價後，使人見異思遷或替自己的墮落與消沉辯護，而是幫助人們認清關係，更好地適應地位的沉浮與環境的變遷。順利的境遇，優越的地位，富足的資財，舒適的生活，似乎應該是個人、家庭以至民族發展的有利條件。但曆史和現實的經驗卻一再告訴我們：一個處在優越地位的人，往往要為他享有的諸種優越條件付出沉重的代價。
在一位現代史學家的筆下，世紀名將漢尼拔在第二次布匿戰爭中的潰敗被這樣解釋著：對於人類來說，加普亞平原是仁慈的，而羅馬平原卻是冷酷無情的。當羅馬人離開了他們無法為生的家鄉去征服一個又一個鄰居的時候，加普亞人卻呆在家裏，讓一個又一個鄰居去征服他們。……然而，在羅馬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戰爭的關鍵時刻，在坎尼戰役後的第二天早上，加普亞人卻開門迎接了漢尼拔，用這個行動來“酬謝”羅馬。羅馬和漢尼拔都把加普亞的轉向看成是這一次戰爭的最重要的結果，也許是決定性的事件。漢尼拔進了加普亞，在這裏過冬——在這時卻發生了一件出乎大家意料的事。在加普亞過了一個冬天之後，漢尼拔軍隊的士氣就完全瓦解了，從此以後，他的軍隊再也無法打勝仗了。
與漢尼拔相比，倒是一位東方的君主更加狡詐睿智，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這樣描繪波斯王居魯士——一個名叫阿登巴萊斯的人去見他，提出了如下建議：
現在宙斯大神已把他的領土交給了波斯這個民族和陛下，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不從現在住的這個崎嶇多石的地方遷出去，換一個更好的地方呢？附近就有很好的地方，再遠一些好地方更多。我們隻要挑選一下，就能在這個世界上大大顯赫一番。這是威武的民族的當然辦法，而我們今天的機會真是再好沒有了，因為我們已經在一大片人口眾多的地方，在整個亞洲建立了一個帝國。
居魯士靜靜地聽著，並不感興趣。他告訴向他請求的人們說，他們可以隨意去做，但是對於這件事他卻說，換個地方在心裏也要準備換一種人民。他告訴他們說，安逸的環境會無例外地培養出沒有膽量的人。
近似漢尼拔的在中國曆史上史不絕書。春秋之際的吳越之爭便堪與之媲美，臥薪嚐膽的勾踐終於擊敗驕奢淫逸、縱情享樂的夫差。而持有居魯士一樣的思想的哲人在中國更不勝枚舉。孔子說：“富貴於我若浮雲。……君子居無求安，食無求飽。”孟子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盡管有前車之鑒，盡管有聖人的至理名言，在中國的５０００年曆史上，我們看到的仍然是名門貴族走馬燈一般地替換，家運五代不衰便要成為治家有方的美談。而在近現代人眼裏，膏梁子弟的衰落中最典型的例證是滿清的八旗子弟。這個馬背上的民族曾經是驍勇剽悍的，“騎射”是他們世代的傳統。但成了寄生的統治階層後僅１００年，這些馬背上的勇士的後代就化成了百無一用的庸人——出沒於茶館戲樓的提籠架鳥者，即使沒有辛亥革命，他們也早就不得不把軍權拱手送給了漢族強人。其實，對滿人沒落的原因，清朝的幾代統治者早有洞悉。雍正說，八旗子弟中的“貧困者乃以美食鮮衣之故也”。乾隆說，旗人“唯知鮮衣美食，蕩費財資，相習成風，全不知悔，旗人的貧乏率由於此。”嘉慶說：“由平日不知樽節。若能將衣食兩者隨時加以省吝，即可免於匱乏。”但是，任憑清朝幾代天子三令五申，提倡騎射，提倡節儉，仍然無力挽回頹勢。
滿人雖為中原大地的後來者，但他們的沒落實為中國曆代貴族沒落之寫照，正因為貴族走向沒落比比皆是，所以《顏氏家訓》、《曾文正家書》被奉為法寶——那幾乎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教誨。請讀曾國藩幾段教子箴言：凡仕宦之家，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爾年尚幼，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習懶惰。
吾觀鄉裏貧家兒女愈看得賤愈易長成，富家兒女愈看得嬌愈難成器。
處境太順，無困橫激發之時，本難期其長進。曾氏基本上認為，順境、富貴、奢華大大地不利於長進、成器。
很多西方人士也持有近似的看法。艾科卡說：人類中最偉大者和最優秀者，皆孕育於貧困這所學校中。
這是催人奮發的學校，是唯一能出偉人和天才的學校。
社會學家帕雷托的話更是聞名於社會科學領域：曆史是貴族的墳墓。
順境反而不利於發展，似乎是個悖論。因為這樣一來對發展而言，順境反而成了逆境，逆境反而成了順境。成功、富足、舒適，畢竟是多數人追求的目標，而一旦得到它，馬上就導致反麵，這豈不令人無所適從！但這卻並非悖論，而是現實中似乎真實存在著的循環。就家族以至民族而言，沒有長盛不衰的；曆史地看，一盛一衰、周而複始的情況更多些；就社會而言，恰如帕雷托所言“曆史是貴族的墳墓”，不斷有腐敗的貴族衰落或被淘汰，不斷有新的精英從平民中產生，精英的位置並未真空。不過，因為社會金字塔中總是“下大上小，並不是一切底層的人都能卷入這種‘精英循環”。帕雷托的思想符合我們的“順境的代價”之命題，也是認識“精英循環”的一個視角。從曆史經驗看，在社會地位的循環中越是暴發戶，越是要為獲取的地位付出慘痛的代價。這首先是因為地位變化太大，無力抵抗各種享樂誘惑，保持舊有的心態。其次也因為他們與傳統文化缺乏聯係，未能從中學到修身養家治國之道，因而更無規矩。
為什麼處在順境和優越條件下的人們往往要為此付出代價？他們缺少的是什麼？客觀看，他們缺少的是適當的壓力。壓力太小導致刺激太弱，因而也便削弱了當事者適應和進取的動力。很多心理學家認為，壓力是每個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即使是專門研究壓力的危害作用的心理學家漢斯·塞利也承認：“壓力是生活的刺激。壓力使我們振作，使我們生存。”伯利內的實驗顯示，無論是人還是其他動物，對複雜、新奇和出乎意料的刺激做出的反應更多。林澤等人的實驗顯示：那些用來經受電擊和夾趾威脅試驗的幼獸，長大以後似乎比早年的優越條件無疑會釋去沉重的壓力，不利於當事者堅強性格的形成。
我們還可以借用心理學家阿德勒的理論來透視這一現象。阿德勒認為：一切人在生命之初都是自卑的；自卑感是所有人成就背後的主要推動力。他最初把自卑感與身體的缺陷聯係起來，有缺陷的人可能會努力加強該器官或通過發展其他器官的機能來補償缺陷。一種過度補償使他獲得超水平的發展。比如古希臘的德謨斯梯尼戰勝了口吃成為偉大的演說家；凱撒、亞曆山大、羅斯福都在戰勝生理缺陷時獲得了驚人的發展。阿德勒當然也指出自卑成為一種情結時會阻礙一個人的發展。以後阿德勒還認為與克服自卑相對，追求優越是動力的另一端。借此我們可以理解，優越的獲得有可能削弱動力，又因優越的條件較少產生一般性的自卑及為克服它進行的“過度補償”，因此難於造就非凡的人。
那麼順境和優越的條件是否必然要人們為之付出代價呢？我們說居魯士的先見是最令人欽佩的，而態度卻是不足取的，那是一種變相的大儒主義。也可能正是因為他缺乏進取，不敢承受風險走入新境，波斯終於沒有像希臘一樣為人類文明做出舉世無雙的貢獻。走入順境、置身到優越之中，要準備迎接一種變化，越是有所準備就越可能減少代價。順境的代價說到底，是動因刺激的削弱和進取目標的喪失。因此，環境一變，便要迅速尋找替代的壓力、替代的刺激、替代的新目標。自卑感和優越感產生的條件不是孤立的，它來自對比——與自己的過去的對比，與周圍人們的對比。因此，曾國藩這樣的治家者就是要通過嚴格的自我約束，削弱自家與周圍人的反差，削弱自家現狀與過去艱苦奮鬥時的反差，並不斷給子女提出激人奮進的高大目標。沒有一個家族、民族是長盛不衰的，各自的興盛結果有質與量上的差別，可見選擇、努力與自覺的不可抹殺的作用。
正是因為苦難、逆境，甚至生理缺陷，產生和造就了一些偉大人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便產生了一種對苦難和逆境的崇拜，而這種崇拜往往是盲目和消極的。首先，一種積極健康的人生，即使走入順境也要努力為自己設置新的高尚目標，在追求這一目標中迎接新的困難和障礙，從而發展和顯示自己的人格；而不可以也不可能倒退或停留（如居魯士）在困苦中去保持心誌。其次，逆境遠非是造就一種積極人格的充分條件，無數處在困苦和逆境中的人們沒有任何改變現狀的動力。
僅就客觀環境而論，我們至少可為這種缺乏刺激的逆境找到兩個原因：①這一環境是封閉的，沒有對比的苦難不會給當事者更多的刺激；②這一環境是窒息的，處在其中的人看不到任何改變和跳躍出這一環境的機會，於是他們認命了。逆境中的壓力可以成就一些人，卻也可能摧毀一些人。逆境中產生的過度的自卑會瓦解一個人的活力。
一個有誌氣的人，必定想在社會中實現自己的理想，讓自身價值得到社會承認。但是我們每跨出一步，必然會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阻力。不同的環境對人們的作用是不同的。順境與逆境、苦難與舒適使當事者付出的代價是不同的。我們的哲學不是在陳述和分析這些代價後，使人見異思遷或替自己的墮落與消沉辯護，而是幫助人們認清關係，更好地適應地位的沉浮與環境的變遷。
現實是可以適應的。從大的方麵來說，國家的一個新政策就可以改變社會大環境；一個城市的自然環境就可以被工廠的汙水、廢氣所破壞；小至單位，一位有威望的領導，他的興趣愛好足可以帶動全單位職工的興趣愛好等等。當然，改變環境需要許多條件，但最重要的是你的信心與智慧，這二者其實也是相輔相成的，有了適應現實的決心，肯定能夠想出適應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