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這位皇帝，不是絕對的昏君，還算明白事理，沒有被他們這分捍衛的忠心所感動，而且，他也不像時下一些人好自我對號入座。他認為蘇軾盡管寫了龍，這龍也不是他。諸葛亮還叫臥龍呢？那又怎麼理解？
最後，到底把蘇軾關在大獄裏四個多月，才作出謫配黃州的決定，這一點，還真是虧了宋神宗的理智。其實仁宗的皇後去世時，國喪是要大赦的，但是這幫小人生怕蘇軾在赦宥之列，還在和皇帝爭，非說蘇軾有反心，不但要殺他，甚至連司馬光、範鎮等反對新政的人，都開在建議要斬首的名單裏。由此可以看到一心要整人的人，具有那種冥頑不化，不把人整倒整死，不肯罷手的堅決性。如果，對這些人抱有任何幻想，以為他們會在變化了的形勢下麵，而有所悔悟，那就太天真了。所以，大家才勸他戒詩，免得這些人找他的麻煩。有的人，勸他戒詩的同時，還向他討詩，也真是讓他哭笑不得。他在給《廣西憲曹司勳書》裏寫過：“公勸某不作詩，又卻索近作。閑中習氣，不免有一二，然未嚐傳出也。今錄三首奉呈，看畢便毀之，切祝千萬。”便可知道，讓詩人戒詩，無異於要他放棄生命一樣。
他不是不想戒詩，也不是不知道別人想在詩裏抓他的辮子，但他甚至關在大獄裏，詩興也是關不住的。“惡衣惡食詩更好，恰似霜鬆囀春鳥。”他給他弟弟寫詩，由想到了死而寫出了深厚的兄弟之情。“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筆鋒一轉，詩人仍舊寫出了“百年未滿先償債”，“魂飛湯火命如雞”的滿腔悲憤，看來詩人不但戒不住，而且還是忍不住而非爆發不可的。
關了幾個月的大獄，這位大師釋放了，步履踉蹌地走在汴京街頭。“出門便旋風吹麵，走馬聯翩鵲鬧人。”有了一份自由，那詩情更是湧溢而來。尤其一杯酒握在手裏，“卻對酒杯渾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這時候，什麼戒詩，什麼詩戒，全不在話下了。於是他揮毫疾書出來：“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中不鬥少年雞。”這首詩，可見詩人的“毛病”全部都犯了。如果，落在那班文化宵小手裏，不又是口實麼？這大概就是詩人的天性難易的率真了吧？
他到底也沒戒成詩，但他吃詩的苦頭，卻不僅僅是這一次。公元1086年，哲宗繼位，他重新起複，但他仍舊為他寫的詩，倒了一次大黴。他忘了，天才是不大見容於小人的，尤其文化界，是小人很容易孳生的地方。小人一多，就要作耗了。舊時如此，現時不也如此麼？君不見沒有一冊書者，可以當作家，沒有一篇代表作者，可以稱為著名作家，根本談不上傳世，也不是著作等身者，便封為大師，也是肉麻得很有趣的。還有更怪哉的，那些來自農村，或和土地因緣較深的作家，也許受到鄉下修廟建祠的傳染，來不及給自己建紀念館，活著就給自己上香，蓋棺論定了，也是蠻有黑色幽默之舉。
這一年，他到揚州竹西寺小遊，在牆上寫的一首“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他沒想到小人是牆縫裏的蠍子，逮機會就要蜇人的。小人從來不自己寫文章，但這些是非之徒，絕對有本事大做別人文章。其中“聞好語”三字，被認為是對三月裏神宗的駕崩，表示出一種幸災樂禍的情緒雲雲。對死了的皇帝大不敬，也是死罪，這個帽子扣得夠大的，滿朝人都為他捏了把汗。
可誰都看得出，“聞好語”係對上句的“大有年”而言，是對五穀豐登的喜欣。而且寫這詩時，已是五月初一，所以，他在給皇帝的《辯謗劄子》裏申訴：“臣若稍有不善之意，豈敢複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仙已及兩月，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事理明白，無人不知。”雖然他請求皇上對這種“挾情公然誣罔”，要“稍正國法，所貴今後臣子，不為仇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但對立麵當然不會放過他。幸而由於太後的幹預，這件案子給擱置不問了，但指望皇帝公正，那就是詩人的天真了。沒有詩人，皇帝是無所謂的，可失去了這些沒有問題也能夠嗔出“問題”來的鼻子，皇帝的覺便睡不安生的。
所以，詩人戒詩，正如要鳥兒不歌唱一樣，是難以辦到的。蘇東坡到底還是在汴京呆不住，給發配了。不過，這一次可比黃州遠得多，先謫嶺南，後放瓊島，真是到了天涯海角，在那裏度過了他的晚年。等到再想起這位偉大的詩人，他已經無法再回到京師了。半路上，這位大師永遠離開了人間。
他給這個世界留下了詩，但他為這些詩，卻付出了整個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