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政治是封建專製主義製度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曆代封建統治階級，就是通過層層相疊的寶塔型的各級官僚機構，來實現其對全國人民的統治和管理的。這種官僚統治的方式，就是所謂“吏治”。
富貴尊卑，等級森嚴，貪贓枉法，賄賂公行，因循守舊，腐敗無能，是封建官僚政治的幾個顯著的特點。這種腐朽的官僚政治，在曆史上對我國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不僅起著巨大的消極影響，而且還往往是社會的致亂之源。
中國的封建統治階級，他們雖然根本不可能懂得上層建築、經濟基礎這樣一些深奧的大道理，但他們從自身的統治實踐中，也深切感覺到吏治的好壞、良酷、清濁與否，同他們天下的安危，是休戚相關的，弄得不好，就會“官逼民反”。因此，曆史上一些要想有所作為的皇帝，總是企圖從整頓吏治著手，來鞏固封建統治秩序。他們要求各級官僚，“矢忠矢公，清廉勤政，各盡職業”，以達到“國計日盈，閭閻不擾，天下自致太平”的理想境界。為此，他們或是頒布種種嚴刑峻法，獎廉去貪，以求弊絕風清；或是製定各種規章製度，揚善懲惡，以期利興除害。然而，結果往往是功竟難成，願終莫遂。這不能僅僅責怪他們的無能，而應當從封建官僚政治的種種弊端和危害去探索其原因。其實，吏治的腐敗正是封建專製主義製度的必然產物和毒瘤，是它無法醫治的痼疾，是封建製度本身永遠不能根除的社會曆史現象。這點，清初的曆史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生動的例證。
清初的統治者，鑒於吏治腐敗是明王朝覆亡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入關之後，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對整頓吏治是頗為用心的。順治說過：“明季諸臣，竊名譽，貪貨利，樹黨羽，肆排擠，以欺罔為固然，以奸佞為得計。……用人行政，顛倒混淆，以致寇起民離。”①他認為這是“深可為戒”的。數十年後，康熙猶念念不忘，也以此作為他勵精圖治的警戒。他說：“夫讒譖媚嫉之害，曆代皆有，而明末為甚，公家之事置若罔聞，而分樹黨援，飛誣排諂，迄無虛日，以致釀禍既久，上延國家。朕曆觀前史，於此等背公誤國之人，深切痛恨。”②他們透過明末的動亂，得出“百姓安危在吏治”的結論。於是清初統治者製定了一係列關於官僚考核、獎懲、升遷、黜陟的則例，以期作為規範，達到“海內晏然”的目的。所以，就某些方麵而言，比之明末，清初的吏治相對說來是較為清明的。例如，明代中後期，文武官員約十萬人，宦官十餘萬人，錦衣衛等特務機構十多萬人，再加上以十萬計的皇族人口，形成為龐大臃腫的貴族官僚機構。這種情況在清初是大大改觀了。而曆史上由於外戚宦官擅權和朋黨之爭所造成的黑暗政治，在清初有的或者已不複見（如外戚、宦官擅權），有的則被壓抑（如朋黨）。因此，剖析在封建統治者銳意圖治的清初吏治，對於封建官僚政治的種種弊端的認識，具有更典型的意義。
封建官僚政治的最根本特征，就是為官者以升官發財為己任，而“僨於公事”。這點也正是清初大小官僚的一大頑症。他們一旦高官厚祿之願遂，便是“自大學士以下，有職掌官員以上，全不恪勤乃職，惟知早出衙署，偷安自便。”①他們既無心於日常事務，對自己的職責敷衍了事，卻醉心於養尊處優，作官當老爺；勇於任事者鮮少，而苟且偷安則視為當然。“大臣任意因循，小臣效尤玩滯。”②互相推諉，內外觀望，習以為常，毫無行政效率可言。
清王朝沿襲曆代，以六部“經理庶政”，而六部之間卻“惟以推諉為卸責”，“明明本部應議之事，或請谘別部，或請敕督撫，不肯直辭決斷”。⑧這樣一來，文牘盛行，辦事拖拉，就是必然的了。“一案之處分，因一人口供之未到，而更待另議；一事之行止，因一時文卷之小錯，而重複谘查。”④上麵交辦的事，是“經年累月，延緩不報”，①下級官吏對上，則是“事事轉請，章奏繁多”。②於是窮年累月而不能決一事；有的犯人早已投入牢獄，“沉閣十有餘年。”⑨而無人審理。順治年間，戶科給事中朱之弼曾痛陳六部衙門的積弊。他說：
“國家之事，全在六部，而今日六部之病，惟在推諉。大抵疑事畏事之念多，任勞任怨之意少。一遇事至，有才者不肯決，無才者不能決。事稍重大，則請會議，不然則遷延日月，行外察報而已，不然則卸擔於人，聽督撫參奏，不然則畏首畏尾，聽科道指名而已，苟且塞責，無容再議而已。上下推諉，以為固然。彼此相安，以苟歲月。如此，國家之事，安得不廢，百姓安得不困？
而欲望致太平，必無之事也。”④這段陳述，把當時官僚衙門作風刻畫無遺了。難怪當時就有人指出：“朝廷之事，誤於偏私，尤誤於推諉。”⑤這真是一語切中了要害。
清代承襲明製，六部之上設有內閣，但議政王大臣會議則是實權機構（雍正設軍機處），凡軍國大事由議政王大臣會議商定。然而，在尊卑貴賤，等級森嚴的當時，“大臣與諸王（滿洲貴族）會議，即行跪語”，直到康熙年間大學士王熙與康親王傑書會議時還是如此。①在這樣的會議上，可以想見是不可能各抒己見的。於是“一二欲行倡率之人，持議於前，眾遂附和於後，雷同草率，一意詭隨。”②這種情況不獨康熙時如此，而是由來已久。順治年間掌翰林院事折納庫就曾有過關於“會議”的描述。他說：“近來會議，有迎合上意而言者，有因一己之愛憎而言者，有緘默以從眾者，有觀望大臣，不肯輕言者，不幾有悖會議之意乎？”⑧還有的人，“雖在會議之班，茫無知識，隨眾畫題，希圖完結。”④這樣的“會議”，無非是迎合皇上的意旨而行事，看權貴的臉色而仰俯，結果自然是“會議多而職業曠，文移費而時日稽。”⑤對此連康熙有時也感到失望了，他不無感慨地說：“廷議如此，國是何憑！”⑥但這又怪得了誰呢？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其根本原因還在於專製主義的皇權。這從當時人的建議中可以看出此中內情。兵科給事中嚴沆上疏建議：“自今以後，凡遇會議，宜有專責。該管衙門，務將所議之事，先為詳列可否，然後決之廷議，斷自睿裁。”⑦“斷自睿裁”一語，似乎道破了問題症結。由於皇帝獨攬大權，“乾綱獨斷”，所以大臣們議論了半天，最後還是推到皇帝老子的頭上，因而推諉也就有了最有力的根據。中央各官因循、推諉，地方各級官僚也就效尤如儀。康熙年間的情況是：“今見直隸各省文武各官，多有虛糜廩祿，怠玩因循，事務廢馳。行伍虛冒，船隻仍（任）其朽壞，器械全不整理，且有無多寡，茫然不知。總因分內職業，視為具文，漫不經心”。①康熙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曾嚴令“各該督撫提鎮，通行所屬官員，嚴加申飭，令其痛改積習，力圖振刷，恪勤職守。”②然而，積習難改，“力圖振刷”，又談何容易！漫不經心，照章辦事，因循塞責，是官僚政治無法克服的惡習。因而有一縣正額錢糧僅三千餘兩，而“起解分十餘項者；有一項錢糧，止一兩六七錢，而解費至二三十兩者。”③這種不計效果，不講效率的官僚作風，看起來是多麼愚蠢，多麼不合理，但隻要有章可循，本官也就不負任何責任了。
對上述官僚衙門的種種弊端，康熙初年熊賜履曾作過一番概括和評論。他說：
“國家之設官也，滿漢相製，堂屬相維，正欲其同寅協恭，俾責無他卸。近見各衙門大小臣工，大率緘默依阿，絕少實心任事之人。甚至托老成慎重之名，以濟屍位素餐之計。樹議者，謂之疏狂；任事者，目為躁進；廉靜者，斥為矯情；端方者，笑為迂腐。間有修身體道，讀書窮理之士，則群指為道學而非笑之，百計詆毀，必禁錮其終身而後已”。①在這種沉重窒息的官場風氣之下，大家隻能是因循守舊，無所作為，以免招怨累身，影響升遷。而敢於衝破藩籬的革新人物，在封建官僚政治下，就不能不是鳳毛麟角了。如果說要形成為一種革新的潮流，則幾乎是不可能的。
官場習氣牢不可破，高談闊論時頭頭是道，及至行事則大謬不然。表裏不一，成為封建官僚的影子，伴隨終身。甚至康熙本人也從多次的實際體驗中，覺察到這一點。他說：“為督撫者，在朕前，皆能言之，及至地方，與所言往往不符。”②前引熊賜履所說：“群指為道學而非笑之”，“道學”在當時之所以成為貶詞，正是因為道學先生口談天理人欲、道德性命之宏論，而行若狗彘，因而才成為笑柄的。
盡管封建官僚屍位素餐者頗眾，但沽名釣譽卻從不乏其人。隻要做了一點點事情，便大肆矜誇，自伐其功，而“與有司較尺寸之勞，謂足盡職”。其實所做的不過是因“捐輸而邀記錄”，向戶部報效了一點銀子，或者因“修城而蒙晉秩。”③之類的瑣事。這些於國計民生有何裨益！
封建官僚於國事漫不經心，然而營私舞弊卻是精神百倍。大不法，小不廉，從上到下，貪贓枉法，借權行私，是封建官僚政治的普遍現象。順治十二年，國史院大學士蔣赫德在疏言中就曾指出：“今百姓大害，莫甚於貪官蠹吏”，而朝廷的懲治之法，“惟恃督撫糾劾，以確知屬吏之賢不肖也”。然而，這隻不過是官樣文章：“近每見督撫彈章，指事列款，贓跡累累；及奉旨勘讞，計贓科罪，不及十之二三。不日‘事屬子虛’，則日‘衙役作弊’。即坐衙役者，又多引雜犯律列，聽其贖免，何所懲憚而不肆行其誌乎？”蔣赫德還具體指出，大小臣僚之所以敢於如此違旨玩法，究其原因，“其始官胥朋比，虐取瓜分；事敗，官嫁名於吏以覬燃灰，吏假貲於官以成展脫。究之官吏優遊，兩獲無恙，糾劾雖行，竟成故事。”因此他針對這種上下勾結，朋比為奸的情況，要求順治嚴飭各督撫，“糾劾勘讞覆奏時，必全述原參疏語，某款不實，或開報虛構，或承問故縱，窮源質訊，是非不容並立；實係衙役詐騙，按律坐以應得之罪，不許折贖。”①他的疏言得到順治的稱許，並“下所司嚴飭行”。但貪墨成性的官僚們，豈是一紙禁令能使其悛改前非，棄貪從廉的。到了康熙年間，“在外文武官，尚有因循陋習，借名令節生辰，剝削兵民，饋送督撫提鎮司道等官；督撫司道等官，複苛索屬員，饋送在京部院大臣科道等官。在京官員亦交相饋送，前屢經嚴禁，未見悛改。”②在當時，這種上下“饋送”，被視為常例，是明目張膽的公開貪汙勒索。所謂“督撫反以饋送禮物為常例，稱某州縣上等，某州縣下等，按定數目，公然收受。州縣官員，俱自民間派取，以致百姓困窮。”③因此，當時就有人指出：“民間之疾苦，皆由督撫之貪酷。”①結果是“大吏腹削卑官，卑官虐害軍民，濫行科派，脂膏竭盡，甚至逃亡。”②當然，州縣官奉獻上司，是為了求得庇護和升遷，以便於自己大肆搜刮。清製，於田賦正額之外，加收“耗羨”。雍正以前，這種“耗羨”實際上全歸州縣官的私囊，是公開的照例的好處。這種“耗羨”甚至有超過正額十餘倍者。③在田賦上用盡心機，大肆搜刮，是地方官的得意手段。他們“征收錢糧，加添火耗，或指公費科派，或向行戶強取，借端肥己，獻媚上官。”④他們也欺瞞朝廷。例如，通常情況下，田賦上繳八成就算完成任務，如遇水、旱等災，八成收可報五成，一切浮收，均入州縣官及其爪牙的腰包。清廷對災害還定有蠲免製度。但往往是“積棍蠹役，表裏為奸，道府州縣，通同欺瞞，致百姓不占實惠。”⑤至於臨民聽訟，更是惟賄是圖，善惡不分，曲直顛倒，結果是“奸狡計行，善良被害，”⑥細民冤苦，無所伸訴，造成無數冤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