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公羊學派之淵
源清末時，勃興一大思潮，與西洋民主思想攜手，以鼓吹共和革命之精神，遂為“辛亥革命”之大動力者，厥惟“公羊學派”。此派之思想，與現今所謂“社會哲學”相類。求之於古，則墨法二家，頗多相通之處。
此學派發生之動機，最初是因於考證學之途窮，無發展之餘地。學界才智之士，欲打破多年之因襲，另辟一新境地；其結果，遂發見西漢之“今文學”，再轉而包容內外之民主思想，應用於實際，遂為社會革命之工具；民國共和之成功，此派之先驅鼓吹，極有關係。然革命成功之後，此學派已無人問及，蓋斯學初不過一時利用之工具，宜其有此現象也。
自顧炎武、惠士奇諸人，鑒於明學之空疏，提倡考證學以來，六朝唐學之複古，漸成風尚。其中有閻若璩著《古文尚書疏證》，明斷“《古文尚書》”為王肅偽作。學者遂並疑肅以下六朝之注疏，而信馬融、鄭玄之學，力求複於東漢。士奇之子棟，即是“東漢古文學”之中堅。乾隆嘉慶以來，“東漢注疏學”，達於全盛時期。研究愈進步，又發現新事實，覺此古文學，乃是劉歆媚事王莽，立為官學，而自任校纂之職者，當然不能認為足信之經典，而真正之經典，不能不求於西漢之“今文”，於是“今文學派”遂勃興。但是西漢十四博士之今文經傳，在西漢末年，已為當時流行之古文經傳所壓倒。今文學衰滅之原因，未必如現代公羊學派所說，全由於東漢偽古文之出現。蓋西漢今文學者，率皆秦代舊儒，其思想多方士化，有神秘迷信的傾向，謂為得經傳之正統，自不可能。而古文學派之大師，如服虔、馬融、鄭玄等，皆是一代名儒；其中如鄭玄，尤為淹博；董仲舒、何休之主觀的理想主義之今文派，決非其敵手。況後來晉代之杜預、王肅等，又皆承古文學之緒，西漢之經傳，至此遂歸堙滅。及唐孔穎達作《十三經注疏》，又悉遵東漢之古文學；一蹶不振之今文學派，僅何休注之《公羊傳》，尚流行於世，保其一縷之命脈。何注雖有徐彥之為之疏，然徐疏對於何義，別無發明。何之本色，全然保存。故清代公羊學派，專力何休之注，遂於何之暗示及預言之處，感一種趣味；加以潤色，欲更創一新生命，此即“公羊學派”之起源，何休之注，為此派惟一之根據。
《春秋》一書，經孔子生平之精力，筆削而成。其經傳之流於後世者，有《左氏》、《公羊》、《穀梁》三種：漢初盛行《公羊》學，宣元之間，兼立《穀梁》學官，《左傳》至西漢末始出世，東漢時方大行於世。《公羊傳》自孔門子夏之學統，而傳於公羊高，其所以盛行於西漢者，因其筆法有大一統寓尊王之意；且其“西狩獲麟”之解釋中，有“製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之言；漢初公羊派學者，謂此聖人即指漢高祖，因而張皇其說，其書遂大行於世。《左氏傳》所以流行於東漢，說者謂因此書昭公二十九年之紀事中，有帝堯之子孫劉累為禦龍氏一節記事，劉氏是帝堯之後裔，由此得以證明之故。但此說未必確實，蓋劉累之記事，在西漢時已有人奏聞，當時並未棄《公羊》而用《左傳》，而謂東漢反因此而有變更，其說自不能成立也。以事實言，殆是學派爭持之結果，優勝劣敗自然之淘汰。蓋西漢末古今文之爭，初不僅限於《公羊》與《左氏》，其他五經全體皆如是，東漢初古文學全盛，《左氏傳》之壓倒《公羊傳》，自是意中事也。自此以後，《公羊傳》束之高閣，僅有唐朝之啖助，宋朝之孫明複，曾為之解釋。（《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孫明複著，收在《通誌堂經解》中。）至清朝則因考證學興，自惠棟一派之漢學者，經戴段二王盡力發展之後，東漢之注疏學，吸收盡淨；故方向一轉，武進之莊存與，遂注目及於公羊學；同縣有劉逢祿，又加以發揮。彼等之主張，大致亦以為東漢古文學，是鄭玄之一家言；西漢之今文學，則確有師承，源出上古，欲得先王之真精神，必於此著眼方可。且從來之考證學，惟以名物訓詁為主，而於古書之大義，常忽視之；可見彼等之學，全屬部分的研究；而非全體之思想。故求學之精神，當改變其方向，必以探索古書之微言大義為的，此《公羊傳》之所以可貴也。此派說“公羊學”是經義主張之學，“考證學”是經義疏通之學。
於此中有當注意之問題，即“公羊學派”之主張，與《公羊傳》並不相同。《公羊傳》是孔門子夏之弟子公羊高所作之春秋傳，其傳注是東漢何休之解釋，莊劉諸人，對於此傳之研究，所謂公羊學派也。在理後者當附承前者，但事實上所謂“微言大義”，兩無關係。詳言之：《公羊傳注》中，有許多奇怪之處，而《公羊傳》則惟說孔子之尊王大義而止。例如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傳》文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曷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明言奉周王正朔，以示尊王大義。然何休解此傳文，則謂文王是新受天命而為王，《春秋》是新受命而作王法之書，文王是假名，其實是指魯王，如此附會，與傳義殆無關涉。莊劉等又踵其說，而力求新解；存與著《春秋正辭》十三卷，逢祿著《公羊何氏釋例》十卷，所謂“張三世”、“通三統”、“絀周王魯”、“受命改製”諸義，更次第衍出。此種解釋，固然在西漢董仲舒之《春秋繁露》中，已發其端；董是有名之神秘家，其說繼承何休，及莊劉等之解《公羊》，亦是何休之說，與《公羊傳》本身，均無關係。晚近又有龔自珍其人，與“公羊學派”以絕大影響。自珍是段玉裁之外孫，初在段處治訓詁學；其才性不羈，不修細行，有詩人之風，喜今文，時引其義，以譏諷時政，排斥專製政治。且文辭瑰麗，一時初學者，大受其衝動。（有《文集》十卷，《詩詞》四卷）又有魏源，學公羊於劉逢祿，亦張其說，與龔齊名。“今文學”遂由此漸達於隆盛。
是時學者，知鄭玄、馬融、許慎等之“古文學”，不足以盡“漢學”；同時輯佚之學亦盛行，搜集古經說之片言隻字，不遺餘力，又以今文派家法，擴大其範圍，研究及於他經，古今之文分野，至此遂益明顯。如馮登府之《三家詩異文疏證》二卷，陳壽祺之《尚書大傳注》，陳喬樅之《今文尚書經說考》三十六卷，《尚書歐陽夏侯遺說考》一卷，《三家詩遺說考》五十卷，《齊詩翼氏學疏證》二卷，陸續出世；既攻究今文之遺說，複論其家法之異同。魏源著《詩古微》十七卷認“毛傳”及“大小序”，皆為晚出之偽作；又著《書古微》十二卷讚同閻若璩之說，認《古文尚書》，為東晉晚出之偽作；更斷言東漢馬融、鄭玄等之古文說，亦非孔安國所傳之舊本。辭既博辨，對於古文學之攻擊，為力甚大。同時邵懿辰亦著《禮經通論》一卷，謂“《儀禮》十七篇”，本是足本，“《古文逸禮》三十九篇”，乃劉歆之偽作。又在魏源以前，劉逢祿曾著《左氏春秋考證》二卷，謂《左氏春秋》與《晏子春秋》、《呂氏春秋》等，同一性質，所謂記事之書，並非解經之書。於是《詩》、《書》、《左氏傳》、《逸禮》等，凡西漢末劉歆所力爭而立學官之“古文經傳”，至此皆變成可疑之書。
以上，是今文家竭其研究之精力，所得之成績，其中可取之點，固然不少。至王闓運、廖平時，其勢更張，及康有為其學遂至於大成。
第二節 公羊學派之內容
據何休注公羊之例，《春秋》中有“五始”、（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三科”、“九旨”、“七等”、（州、國、氏、人、名、字、子）“六輔”、（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二類”（人事、災異）等條例。孔子之理想，即示在此等條例中。公羊家則尤重“三科”、“九旨”，奉為金科玉律。此二條孔廣森在其所著《公羊通義》之敘文中，亦解釋之。但與何休之說，則全不同。現在專論何說，則其所謂“三科”、“九旨”者如下：
新周故宋（殷微子所封之國）以春秋當新王（魯）是一科三旨也。（通三統之意思）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是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
何說如是，其中實隻三科八旨，想何氏遺漏內外（夷夏）合一一科，茲就“公羊學”中諸要點，簡單說明之如次：
（一）通三統此思想是繼承前漢董仲舒之《春秋繁露》而來，謂新王受天命，行其革命時，一麵改正朔，易服色，變禮樂，以一新天下之耳目。同時封前二王之子孫，存其王號，合新王為三王。如是則謂之“通三統”。此三王再以前二代之王並合之，則稱五帝。更溯而上，則稱九皇。但三統之義，要專指新，舊，舊舊，三代而言；其意惟優待與新王相接近之前二代；愈溯及古，則待遇當愈薄。（《春秋繁露》中《三代改製質文篇》，崔適《春秋複始》九卷參考。）
（二）張三世即所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三者；其記事出於“隱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等傳中。何休解釋此傳曰：
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深淺，時恩衰義缺，將以理人倫序人類，因製治亂之法。故於所見之世，恩己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曰錄之，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曰錄，有罪者不曰，略之，叔孫得臣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曰，略之也，公子益師（無罪而不曰）無駭卒（有罪而不曰），是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粗粗，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於攢函；襄二十三年夏，邾婁、鼻我來奔，是也。至所見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
意謂《公羊傳》對於《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間之事之書法，全以孔子見、聞、傳聞之三時代為標準，雖同一事件，而書辭各異。至於“異辭”之理由，則因君臣之恩義，依孔子之見、聞、傳聞三時代之關係，有厚薄深淺之分，故記錄有詳有略，異辭之意義如是。
何休此種解釋，得當與否？姑且不論。但“公羊學派”以此“三世異辭”之說，一轉而看作社會進步之過程，誠屬創見，其根本思想，亦在此點。“公羊學家”以為孔子“傳聞之世”（孔子之高祖曾祖時代），是“據亂之世”；所聞之世（祖父時代），是“升平之世”；“所見之世”，是“太平之世”，而所以為“太平”之故，則是因孔子出世而然。此外更加入“不異內外”之說，以發揮大同之精神。是蓋根據於何休之說，以為在據亂之世，內其國而外諸夏；升平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太平之世，則夷狄進於爵，夷夏合一，天下行一統之治，萬民享平等之樂，此為孔子之社會觀，理想觀。孔子一生，以此太平大同之精神為始終，且本此以從事於教化。蓋孔子之社會進步之法式，是由近而遠，由親而疏，遠近親疏之過程，即其社會觀所由形成者也。
原來《公羊傳》中，“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之言，其意不過是說春秋之書法，有此二種，與“公羊學派”之“三世說”，初無關係，要之此說類似漢世讖緯家言，不免牽強附會。例如傳聞之世，雖確是“據亂之世”，然有齊桓晉文之翼戴周室，較勝於所聞所見之世。所聞之世，決不是升平，亂臣賊子，且多於前。所見之世，更不能說是“太平”，一內外統夷夏之事實，在昭、定、哀時，決不能發見，苟一讀《春秋》，即知此言之無據也。
（三）絀周王魯見上第一節“公羊學派之淵源”內。
（四）西狩獲麟《公羊傳》說：“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麵，涕沾袍。”在公羊高之意，孔子此言，是歎周室衰微之意，向來治經者，亦皆如此解釋。但公羊學家，則謂“世無王者而麟出現，是希望王者出現之意”。何休且謂“孔子預知漢之代秦，又知有六國之亂，及秦楚驅除之禍，民之罹害者久而泣也”。其專為漢朝立說，及囿於當時預言之思想，殆可不煩言而解。
（五）受命改製此是說孔子雖不得在王者之位而行政事，但以素王自任。《傳》中“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之王，即指文德之王（孔子）而言。“西狩獲麟”之記事，則指孔子預知後世漢朝之當興，於是預為之製法。《論語·為政篇》中子張與孔子之問答，及《衛靈公》篇中顏淵問為邦二條，公羊家引以為證，謂為微言大旨。然此解釋之牽強附會，亦自不待說。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孔子此言，是說易姓革命之事不可免，但小處可以損益，倫理綱常之大旨，則初不可動；固無革命及改革製度之意。“公羊學派”則始終取孔子之言，從抽象方麵，認作孔子之微言大旨，以為孔子是素王，是預言者，是共和革新主義之人。又說孔子不僅於《春秋》說改製，即《論語》、《禮記》之記事中。亦改過周禮依殷禮。可見孔子不僅創理論的改製說，即實行之精神，亦如是也。
（六）春秋大九世之仇此思想在清末革命，揭興漢排滿之大斾，有絕大影響。其來由則出於莊公四年，齊襄公吞滅紀國一條。此條在經文中：書“紀侯大去其國”，於齊未說滅，於紀未說奔。於是《左傳》解之為“紀為齊附庸，而奉其社稷，故不曰滅；不見迫逐，故不曰奔；大去，不返之辭也”。《公羊傳》則解之曰：“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至於襄公何以得稱賢？則因其九世祖哀公，曾被紀侯之先祖進讒言，見殺於周。襄公此次滅紀，因為複九世之仇之故。故孔子於《春秋》不書滅，寓讚美襄公之意。謂此種複仇，正是春秋之大義，於是興漢排滿，恰好借題發揮，揭為標幟，士氣大為鼓舞，結果遂使清朝退位，革命成功。此思想與其所主張“孔子大同主義”之精神，當根本不相容。今民國要以五族四萬萬同胞組織之，此思想當然不能適用而消滅矣。
以上是“公羊學派”之大略。大概是推衍孔子“仁”之精神，將自來無人注意之漢族民主大同之說，盡量發揮之。然在學理上，理論與材料，未能十分精煉；主觀的獨斷，與讖緯的強辨極多。若加以科學的精密分析，則其說立見破綻。然此派主張之結果，孔子之真精神，提出不少。數千年來，孔子完全為專製君主所利用，“孔學”變成帝王萬世之法，現在則麵目一新，表現出孔子之全體，並顯出孔子確為世界的偉人，當是此派之大功。
第三節 康有為
一、略傳及著書
公羊學漸次發展，經王闓運、廖平至於康有為時，其思想次第實際化。有為想取孔子大同主義之精神，精密而實證之，於《公羊傳》外，更摭拾《禮記》、《孟子》、《論語》中之文，以求充實。謂孔子是懷抱太平大同理想之世界偉人，其在世時，未能實行其改革，因彼是素王手無實權之故。否則必早已斷行社會革命，可無疑義。繼孔子之正統，具述民主共和之精神者，無過於孟子。孟子書中，以民賊、獨夫、授田分產諸義，發揮大同之精神；至於荀子，則嚴君臣上下之分，要為小儒之魁。然孟子民主的言論，或有感於當時君主之自利主義而發；康氏一派，則利用之以為變法自強社會革命之理想，欲借此出於直接行動。其弟子陳千秋、梁啟超等，則又取最足表現孟子之精神者，如黃宗羲之《明夷待訪錄》秘密翻印，鼓動天下。後與唐才常等，舉義旗於武漢，雖遭失敗，實為後來革命之導火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