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稿於2011年9月完成，2012年10月獲讀仇鹿鳴先生出版的《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一書。書後附錄有《
考釋——以中正成立的年代為中心》一文（以下簡稱“仇文”）），認為“中正一職最遲在東漢初平年間就已經出現，要早於學界估計的建安、元（延）康年間”。仇文的研究成果，對於探討中正一職的起源以及九品中正製的成立年代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文章認為中正一職在東漢初平年間（190—193年）就已經出現的論斷還有一些疑問，尚需澄清。鑒此，筆者試對《司馬芳殘碑》碑陰題名中所列“中正”一職進行考釋，並將文章附錄於此，敬請讀者指正。
1952年在西安市西大街修理下水道時發現了《司馬芳碑》，此碑發現時隻存上半截，且裂為三塊，故又稱《司馬芳殘碑》。碑額題名為《漢故司隸校尉京兆尹司馬君之碑頌》，碑陽麵存一百三十三字，半字十二，碑陰存題名一列，又半列，似敘司馬世係。碑陰題名共十四行，最後一行題為“中正杜縣杜豹字子變”。
關於《司馬芳殘碑》的內容與刻立年代，不少學者進行了有益的探討。
段紹嘉先生據碑陽殘存的“君諱芳字文豫河內（下缺），顯考儁以資望之重識（下缺）”等文字，考訂碑主是司馬懿的父親司馬防。司馬防曾任京兆尹，父名司馬儁，皆與碑文契合，這一考證已成為學術界的普遍看法。但有關此碑的刻立年代，尚有不同意見。段紹嘉先生認為此碑刻立於東晉時期，楊勵三、路遠先生認為是北魏遺物。近來仇鹿鳴先生又撰文對此碑進行了考證，並根據碑陰題名第二行中“故吏主簿杜縣杜幾字伯侯”一段文字，考訂“杜幾（畿）與史文中杜畿的名、字、籍貫皆相合”，“故碑陰題名中的杜幾（畿）即是《三國誌》中所載的杜畿”，由此“認定碑陰題名中的十四人都是司馬防擔任京兆尹時的故吏部屬”。司馬防死於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仇文推測此碑沒有能夠在司馬防去世的第一時間內完成，至曹魏初年方才刻立完工。
至於碑陽所刻“晉故扶風王六世孫寧遠將軍樂陵侯追（下缺）”一行文字，以及碑陰下半部分所存敘述司馬氏世係的殘文，則是北魏司馬準題刻的。仇文的結論是：“《司馬芳殘碑》上的文字是分兩次形成的”，“司馬芳碑最初是由其故吏舊屬在其死後追念其功德而立，至北魏時，司馬準在碑陰題名下補刻一段關於其家世的文字”。
關於碑陰題名中的“中正杜縣杜豹字子變”一段文字，仇文認為它“揭示出司馬防擔任京兆尹時期，便已經有了中正的設置，這是一條非常珍貴的原始史料”。而司馬防擔任京兆尹的時間，嚴耕望先生在其所著《兩漢太守刺史表》中，將其置於初平初年的楊彪之後，建安中前期的張時之前。仇文則認為“司馬防很有可能在初平二年秋繼楊彪之後出任京兆尹，此時杜畿恰好為其僚佐，此時京兆尹治下也有中正杜縣杜豹，可知中正一職最遲在東漢初平年間就已經出現，要早於學界估計的建安、元（延）康年間”。
《司馬芳殘碑》碑陰題名中為何會出現“中正”一職？對此，仇文指出：
“我們不能在漢代的製度中找到‘中正’的淵源”，而是應該“從漢末清議的社會風氣中去尋求答案”。仇文認為，“中正”一名，或許典出《尚書·呂刑》：
“明啟刑書，胥占，鹹庶中正。”漢代士人可能會用“中正”一詞形容在鄉裏評議中立論公正，為眾人所推服之人，進而“中正”逐漸成為某些地區鄉裏評論的領袖的專稱。依據上述，仇文推測：“‘中正’一名最初大約起源於漢末的清議運動，並逐漸演變成為富有人望的評論領袖的專名。正如許多前輩學者所指出的那樣，九品官人法的成立與漢末的清議風潮有著密切的關係，那麼陳群在魏初規劃設計九品中正製時，選擇當時士人熟知並常用的‘中正’一名，並將其作為一種職名固定下來，納入國家選舉人才的係統中去，或許是一個頗合邏輯的推論。”
仇先生注意到《司馬芳殘碑》碑陰題名中的“中正”一名，並對其所揭櫫的重要信息做了深入細致的考證，對於研究中正一職的起源以及確定九品中正製的成立年代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由於相關資料不足，仇文的一些觀點也有可資商榷的地方。筆者認為，仇先生關於“中正”的淵源應該“從漢末清議的社會風氣中去尋求答案”的思路是正確的，但“中正一職最遲在東漢初平年間就已經出現”的論斷尚有不少疑問，還值得進一步推敲。
如上所說，仇文的主旨在於強調漢獻帝初平年間（190—193年），司馬防出任京兆尹時，“杜畿恰好為其僚佐，此時京兆尹治下也有中正杜縣杜豹，可知中正一職最遲在東漢初平年間就已經出現”。而且，仇文還明確指出，“綜合對碑陽的殘文與碑陰的題名的考訂，司馬芳碑是一塊典型的府主去世後，故吏舊屬集合樹立的頌德碑”。以此而論，既然司馬防出任京兆尹時，其“治下已有中正”一職，那麼，《司馬芳殘碑》碑陰題名中的人物，應該都是司馬防的“故吏舊屬”才對。但是，令人費解的是，在碑陰題名中的十四人中，“前十三人都冠有故吏的身份，唯有中正杜縣杜豹一行前無‘故吏’二字，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現象”。對此仇文解釋說：這“至少可以說明當時的中正並非地方僚佐係統中的一員，因此與司馬芳之間並無‘府主—故吏’這樣的名分關係”。顯然，仇文的這一解釋更為合理，但卻與先前的論斷不那麼吻合了。因為按照這一解釋，“中正杜豹”之前之所以沒有“故吏”二字，恰好說明當時的“地方僚佐係統中”沒有“中正”一職，因此與司馬芳之間並無“府主—故吏”這樣的名分關係。而且，題名中的“中正”一名顯然不是民間稱謂，而是與其他十三位“故吏舊屬”身份相近、同樣具有官方性質的正式名稱。那麼，在曹魏初年刻立的司馬芳碑碑陰題名中，為何會出現“中正”一職，這是需要我們進一步思考和解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