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選官製度發展史上，九品中正製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為曆代學者所關注。若從清代乾嘉學派算起，有關九品中正製度的研究已有二百多年的曆史。但是，一代有一代之學人，一代有一代之學術。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魏晉南北朝選官製度研究的不斷深入，以及對外學術交流的不斷加強，學術界對九品中正製的研究成果進行了重新審視，並對其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展開了持續而熱烈的討論。因此，作為一個基礎性研究課題，九品中正製不僅依然具有強烈的學術吸引力，是學術界熱切關注的課題，而且也亟須人們用新的學術視野和學術眼光作出新的詮釋，使之具有當代學者的研究特色。按照現代史學規範，本書“緒論”部分主要包括學術史回顧、存在問題、選題意義、研究思路與分析框架等基本內容。與此同時，對於九品中正製研究中涉及的一些重要問題，也有必要加以辨析，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便加強與學術界的交流。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問題仍然是對學術史回顧的進一步梳理與延伸，隻是以“問題”的形式提出並加以討論罷了。
一 學術史回顧
九品中正製度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重要的選官製度，它上承兩漢的察舉製度，下啟隋唐的科舉製度，在中國古代政治製度發展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正因為如此，古今中外的學者對這一課題也非常重視，並且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
早在清代乾嘉年間，一些曆史考據學家就對九品中正製作了初步探討，從而開後世專題研究之先河。如趙翼《廿二史劄記》列有“九品中正”專條，通過搜集相關史料，歸納考證曆史事實，對九品中正製的創立背景、選舉程序、中正清議和製度得失作了較為係統的評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也列有“州郡中正”和“九品中正”條目，通過對相關史料的解讀和辨析，指出一些文獻記載的缺失，並對這一製度的形成發展與製度流弊作了詳細考釋。
進入20世紀30年代，楊筠如先生出版《九品中正與六朝門閥》一書，該書在乾嘉考據學派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采取現代史學的研究範式，對九品中正製產生的原因、內容、利弊及其與門閥製度的關係作了係統考察，這是我國現代學者研究九品中正製的開山之作。在稍後一段時間裏，許世瑛、穀霽光、許同莘諸先生也相繼發表文章，從不同角度對九品中正製進行了有益的探討，由此掀起國內學者研究九品中正製的一個小高潮。到40年代末，嚴耕望先生發表《北朝政府地方屬佐製度考》一文，其中“州都與郡縣中正”一節，首次明確提出北朝的中正組織有“中央與地方之別”，可謂獨具慧眼，發前人之所未發。新中國成立以後，唐長孺先生發表《九品中正製度試釋》一文，該文通過縝密考證，對九品中正製產生的曆史淵源、社會背景，中正的組織、職權與品第，九品中正製與門閥製度的配合等問題作了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和精辟論述，其學術觀點廣為國內外學者所稱引，堪稱研究九品中正製的經典之作。與此同時，日本學者也相繼有研究論著問世。如宮川尚誌《六朝史研究政治·社會篇》，就列有《中正製度研究》專章，對九品中正製的發展演變作了較為係統的探討。而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一書，不僅體係宏大，視野開闊，而且以鄉品與起家官品的關係為主線，指出鄉品與起家官品間存在著一定的對應關係，且兩者的對應差額為四品，此即著名的“鄉品與起家官品相差四品說”。宮崎氏此說對日本、韓國及歐美學術界影響甚大，至今仍被一些學者奉為圭臬。這一時期，由於國內外學者的共同努力，將九品中正製的研究不斷推向深入，並為後人的持續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然而，到60—70年代，日本學者對九品中正製的研究仍方興未艾，如矢野主稅、越智重明、堀敏一等人都有研究論著發表，而國內學者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見於發表的文章寥寥無幾，對九品中正製的研究一度陷於沉寂。
進入80年代以後，隨著改革開放時代的到來，上述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
首先，一批研究中國古代選官製度、政治製度的通論性著作相繼問世，推動了九品中正製研究的持續發展。如許樹安先生《古代選舉及科舉製度概述》，黃留珠先生《中國古代選官製度述略》，陳茂同先生《中國曆代選官製度》，白鋼主編、黃惠賢先生著《中國政治製度通史》第四卷《魏晉南北朝》等論著，或設專章，或設專節，分別對九品中正製的相關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討。此外，祝總斌先生在《中國通史》第五卷“門閥製度”一章中，對九品中正製與門閥製度的關係也有深刻論述。
其次，一些專門研究魏晉南北朝職官製度、選官製度的學術專著陸續出版，將九品中正製的研究進一步引向深入。如閻步克先生《察舉製度變遷史稿》一書，就對察舉製度與九品中正製的關係、察舉科目與鄉品評定的關係作了深入考察，並對宮崎市定的有關論點提出質疑。陳仲安、王素先生《漢唐職官製度研究》一書，則對九品中正製的性質、形成與蛻變作了細致研究，其中對九品中正製性質的認定頗為新穎，使人深受啟發。汪征魯先生《魏晉南北朝選官體製研究》一書，在對魏晉南北朝選官體製進行整體性和宏觀性研究的同時，也列有《九品中正體製》專章，且對魏晉南朝九品中正體製的結構、主要機製等問題考訂甚詳，創獲頗豐。特別是書中所附《兩晉南北朝時期各類型中正狀況定量分析表》，更是搜羅廣博，分類允當，統計精細，嘉惠學林，為學術界提供了極大的方便。胡舒雲女士《九品官人法考論》一書，則是選擇教育史的視角，以專題論述的方式，對九品官人法的性質、製度體係及其特點，九品官人法的創立、實施、地位與作用等問題作了專題考察。
其三，在上述學術論著出版的同時，一些老一輩學者也相繼發表了一批堪稱精品的學術論文和讀史劄記。如唐長孺先生《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一文，通過對史實的細密考證，揭示了曹操統治時期選舉製度的發展變化，以及從鄉裏清議、名士月旦到九品中正製的形成演變過程。周一良先生《兩晉南朝的清議》一文，則對清議的沿革、內容及其作用等問題作了精辟論述。周先生所著《魏晉南北朝史劄記》一書，也有許多與九品中正製相關的條目，如《晉書》劄記之“相輩與清談”、“七第與六品”，《南齊書》劄記之“大中正與郡望不合”，《魏書》劄記之“北朝之中正”諸條，或旁征博引，或考證精審，對九品中正製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一大批新生代學者如汪征魯、胡寶國、陳琳國、羅新本、方北辰、閻步克、陳長琦等人，在史學界嶄露頭角，他們繼承前輩學者的優良學風，發表了一係列高質量的學術論文，對九品中正製進行了多視角、多層麵的深入探討，無論在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方麵，都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新成就，並逐漸成為魏晉南北朝政治製度史研究的中堅力量。其間，作者也對九品中正製進行了持續研究，先後撰寫和發表了三十多篇係列研究文章，對推動這一問題的深入開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這些文章後來大多收入《九品中正製略論稿》與《魏晉南北朝官製論集》兩部論文集。另外，近年來，也有一些青年學者如仇鹿鳴、淩文超等人，利用考古發現的新資料，對中正的起源與九品中正製的成立年代，北魏“詮量鮮卑姓族四大中正”等問題進行了卓有新意的研究。令人欣慰的是，目前這種研究勢頭仍然保持著旺盛的活力，並在持續推進和不斷發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