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嬰入朝見到楚王，楚王立刻問道：“齊國固無人耶？何為使小人來聘吾國？”這是對晏嬰人格和國格的雙重侮辱，晏嬰回答說：“敝邑出使有常典：賢者奉使賢國；不肖者奉使不肖國。大人則使大國，小人則使小國。臣小人，又最不肖，故以使楚。”晏嬰借口齊國的派使常規，又提出了兩個並列的充分條件假言判斷，其中一個是：如果是小人，那就出使小人國，按照形式邏輯的有關規則，以這種判斷為前提的推理，肯定了前件，就必然要肯定其後件。楚王既然認為晏嬰是小人，那就必然得出楚國為小人國的結論，隻不過晏嬰把這一結論以暗含的形式婉轉地表達了出來，為楚王保全了麵子。充分條件假言推理的另一條規則是否定後件，就必然要否定前件，楚王要否定楚國是小人國，就必然要否認晏嬰為小人。晏嬰在回答中提出的另一個判斷是：如果是大人，那就出使大人國。這一判斷與前一判斷互相並列，形式相同，可以推出同樣的結論。
晏嬰入座不久，有三四名武士縛一囚從殿下穿過，武士告訴楚王，這個囚犯是一名齊國人，犯了盜竊罪。楚王向晏嬰問道：“齊人慣為盜耶？”看來，這是有意安排來侮辱齊國。適逢座間食橘，晏嬰回答說：臣聞枳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枳相變的事實，論證了物性隨水土變化的思想，他將這一思想加以引申，得出了楚國生盜的結論。從形式邏輯的角度講，這是一個類比推理：橘移淮北變為枳。同樣地，齊人至楚變為盜，兩個現象都是水土起了作用。晏嬰的回答使楚王默然無言。
楚王賜給晏嬰一枚合歡橘，晏嬰連皮一齊吃了下去，楚王鼓掌大笑道：“齊人豈未嚐橘耶，何為不剖？”他抓住機會嘲笑晏嬰，晏嬰回答說：“臣聞‘受君賜者，瓜桃不削，橘柑不剖’。今蒙大王之賜，猶吾君也，大王未嚐諭剖，敢不全食？”晏嬰的行為與對答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他不知道橘子的吃法，不好發問，結果帶皮吃下，引起楚王嘲笑，他的回答是對尷尬局麵的機靈應付。另一種可能是，他要故意誘使楚王嘲笑，然後以“橘柑不剖”的禮儀言辭，表明齊人思想觀念的高超，造成楚人傲而不高的印象，使楚王感到自慚。無論屬於哪一種可能，都表明了晏嬰的機敏智慧。
對付楚王的侮辱，晏嬰表現了這樣的特點：他善於提出一種既定的前提，作為自己回答的依據。如物隨水土的思想和受賜全食的思想。在入城一事和回答派使問題上，晏嬰把自己一方的兩種行為和楚國的兩種狀況分別聯係起來，以此為既定前提，供楚王選擇，他抓住楚王要維護國體的思想，逼使楚王放棄對齊方的侮辱。晏嬰的回答還包含了自發的嚴密邏輯。
忠於公室，求“和”不求“同。”
當時齊國和晉、魯等國一樣，私族勢力已開始抬頭，晏嬰在政治立場上是忠於公室的，齊臣崔杼謀殺齊莊公後，群臣皆閉門待信，不敢出麵，晏嬰至莊公屍前放聲大哭，礙於晏嬰賢名，崔杼未助，晏嬰一概拒絕，對使者說：“晏惟君命是從，不敢自私。”（第六十八回）之後他入宮去齊景公身邊，協助製定平亂對策。齊邦三傑死後，他向景公推薦了田穰苴，此人深通兵法，為齊國擊敗晉、燕軍隊，成為一時名將，威震諸侯。
晏嬰反對私族勢力，為國謀籌，忠於公室，但他並不是拘守孝忠於某一君主，而是對國家忠誠。他在與楚士的辯論中清楚地闡述了自己的這一立場，並認為自己是“守大節者，不拘小諒”。這是晏嬰在政治上的靈活變通之處，正因為這一原因，他在齊國曆經幾次政治反複而顯要始終。
晏嬰對某一君主不盲目認同和盡忠，有他認識上的原因。齊國當時有一個名叫梁丘據的大夫，善於逢迎君主，有一次在獵場休息，齊景公對晏嬰說，他與梁丘據的關係和諧，並表示非常滿意，晏嬰不同意地說：您和梁丘據的關係是“同”，而不是“和”，和與同是不一樣的。他以調羹為例說，隻有各種作料相交融，才有味道。同樣，政治上君臣相互間都要互相商討，有所肯定和否定，才能做到政平民和。否則，水和水弄在一起，還有什麼味道呢？
隻撥動一根琴弦，還有什麼曲調呢？像梁丘據那樣，君主說什麼他就說什麼，那就叫“同”而不叫“和”（參見《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嬰在這裏把西周末年的史伯關於“和實生物，同則不繼。”
的觀點加以引申發揮，既是對景公錯誤認識的糾正，又是對自己政治原則的剖白。晏嬰曾經拒絕景公為他新納妻妾說：“臣妻雖老且醜，然向已受其托矣，安忍背之？”景公感歎說：“卿不背其妻，況君父乎？”（第六十九回）因而堅信晏嬰之忠，益加重用。晏嬰不曾認同和拘忠於某一君主，但又使君主能感到他的忠誠，這正是晏嬰忠君的特點所在和高明之處。
留了衛獻公，晏嬰聽到這一消息後對齊景公講：“晉侯為孫林父而執衛侯，國之強臣，皆將得誌矣。”他勸景公入晉為衛君說情。見晉國沒有答應，晏嬰對晉臣講：“晉為諸侯之長，今為臣而執君，為君者不亦難乎？”（第六十六回）他認為晉臣若不勸諫，就等於是扶臣而抑君，危害甚大。後來魯國發生了以臣反君的內亂，君臣雙方都向齊國求救，齊景公召晏嬰商議對策，晏嬰當即表示：“方與魯講好，豈可受其叛臣之獻？”（第七十八回）堅決表示援助君主一方。晏嬰從維護公室利益、君主利益的政治立場出發，主張按傳統的禮儀製度辦事，以保持舊的統治秩序。
傳統禮儀製度及其觀念是一個完整的係統，在總體上代表了統治者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晏嬰因而在各個方麵都注意給予遵守。崔杼死後不久，齊國宣布其為叛臣，並挖出了其墓柩，發現了男女二屍，齊景公準備一並陳於市中供人唾罵，晏嬰勸阻說：“戮及婦人，非禮也。”（第六十七回）有一天晚上，齊景公帶著酒具，驅車往晏嬰之家，對他說：“相國有政務煩勞，今寡人有酒醴之味，金石之聲，不敢獨樂，願與相國共享。”晏嬰回答說：“夫安國家、定諸侯，臣請謀之。若夫布薦席，除簠簋者，君左左自有其人，臣不敢與聞也。”（第七十一回）婉辭拒絕。晏嬰主張不要追求一時的痛快，事事按相應的禮儀規範去辦，這是他從政和處事的一大特色。因為這一特點，他與魯國的孔丘意氣相投，深有交往。
晏嬰是春秋晚年的一大政治活動家，他才智機敏、思維靈活、厚民愛國、長於論辯，是春秋政治舞台上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在內政和外交上創造了獨特的風格和經驗，對後世的人們有極大的啟迪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