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文武全才,怎一個忠字了得(3 / 3)

伍員恩仇在身,當年立誓圖報,十餘年來,他沒有忘記自己的誓言,信守承諾,表現了他較強的傳統價值觀。伍奢曾言伍員“少好於文,長習於武”(第七十一回),傳統文化對他早年的教育以及對他一生的影響,更為突出地反映在他晚年的盡忠行為上。主要因為在對越政策上他與吳王夫差政見不和,一直受到排斥和冷遇,但他不易忠貞之節,一意勸諫吳王,甚至把自己的兒子伍封托付於齊國,準備以死諫君。齊國大夫鮑息評論吳政說:“子胥乃吳之忠臣,屢諫不入,已成水火。”(第八十二回)伍員在這樣的情況家人吩咐說:“吾死後,可抉吾之目,懸於東門,以觀越兵之入吳也。”伍員對自己參與興旺了的吳國事業是很有感情的,他忠信立身,最後為國盡忠。今人陳毅在南方三年遊擊戰中被敵方圍困於梅嶺,慮不得脫,寫下《梅嶺三章》,曾以伍員忠國而自勉。其中曰:南國烽煙正十年,此頭須向國門懸。

後死諸君多努力,捷報飛來當紙錢。

因諫喪生:集權製度下君臣關係的犧牲品

伍員的性情有時顯得非常躁急。過昭關前,他在東皋公的草舍一連住了七天,無計過關,晚上他反轉尋思,心如芒刺,臥而複起,終不能寐,一夜之間,黑發蒼然變白,躁急的性情加深了他的愁思,生理上的倉促之變反映了他的心理狀況。他聽到仇人楚平王死後,反倒捶胸大哭,這種行為曾為身旁的人所不理解,通觀伍員的處事性格,他這樣倒是合乎邏輯的。攻陷楚國後,他表示說,自己強忍大仇十九年,乃有今日。因為求楚王不得,於是以歪曲的形式來了一次仇恨心理的大發泄,他對楚平王掘墓鞭屍,又鼓勵吳王奸汙楚王夫人,淫亂楚宮,還唆使隨行的吳臣奸汙楚國諸大夫的妻室,以作為對楚國君臣的侮辱。過分急切的複仇心未能直接發泄,終於變成了扭曲的行為,導致了過分的舉動。

伍員後期對夫差的十餘次勸諫沒有一次成功。君臣關係相當緊張,其主要的責任自然在夫差一方,但從伍員個人方麵講來,也是有些原因的。第一,伍員本是闔閭之臣,深得闔閭信任,夫差就是因為他的建議才被立為太子的,後來夫差猝然上台後,君臣(第八十二回)伍員覺得自己對夫差恩重功高,因而不屑於培養新的君臣感情,如夫差曾指責他說:“寡人臥疾三月,相國並無一好言相慰,是相國之不忠也;不進一好物相送,是相國之不仁也。”伍員忽視了與夫差感情的培養,因政見不和而導致兩人關係逐漸惡化,這其中是不無教訓的。第二,伍員性情直率躁急,勸諫不注意方式,他用曆史事實論證自己的見解時,常常把夫差比作桀、紂等荒淫暴君,這種不恰當地當麵比附激化了君臣矛盾,如太宰伯嚭有一次在他比附之後就責問說:“相國出言太甚,吾王豈桀、紂之比耶?”(第八十一回)伍員並不能吸取教訓,最後勸諫時仍然說什麼:“老臣譬如龍逢逢桀;比幹逢紂……”(第八十二回)這種勸諫方式隻能事與願違。夫差伐齊得勝而回,百官朝賀,伍員一言不發,夫差故意對他說:“子諫寡人不當伐齊,今得勝而回。子獨無功,寧不自羞?”伍員當眾大呼道:“天之將亡人國,先逢其小喜,而後授之以大憂。勝齊不過小喜也,臣恐大憂之即至也。”(第八十二回)伍員的見解自然有其合理性,但他過分直率,當眾給君王以難堪,其方式是極為不當的,隻能促使二人關係的進一步惡化。

第三,吳國太宰伯嚭曾是伍員保舉起用的,後來在伐楚的一次具體戰鬥中,伯嚭兵敗,又虧伍員救應,並在吳王跟前竭力相保免死。在對越關係上,伯嚭是受賄通敵的內奸,但從伍員方麵講,平時卻對伯嚭有種瞧不起的態度。闔閭執政時,伍員有事自作主張,很少同伯嚭商量,及夫差上台,越國被敗時,越國大夫文種通過伯嚭乞降於夫差,當時伍員是伐越的行軍主將,他認為越國和伯嚭均越過了自己,因而對和解受降一事是一直有成見的。他和伯嚭的政見分歧公開化後,不是主動地與之開誠相見,溝通心理,以求消除隔閡,而是在背後攻擊,說什麼“吾悔不聽被離之言,與此佞臣同事”。他自謂有恩於伯嚭,不屑於對其做說服教育的工教訓。

傳說伍員屍體被拋的錢塘江上,當時潮頭洶高百尺,聲震如雷,有見伍員(子胥)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者。明人瞿佑在今江蘇吳縣西南胥山的原址作《伍胥廟》一詩,對伍員的人生結局趕不上陶朱公範蠡之事,表示了極大的不平。

一過叢祠淚滿襟,英雄自古少知音。

江邊敵國方嚐膽,台上佳人正捧心。

入郢共知仇已雪,沼吳誰識恨尤身。

素車白馬終何益,不及陶朱像鑄金。

伍員懷著一腔深仇逃亡吳國,他以自己豐富的戰略思想和智策兩朝輔佐吳王,並為吳國帶來了比較先進的楚文化和傑出人才,對吳國的創霸立下了絕大的功勞。他因犯顏直諫而被殺,但他識辨諂佞的機敏、輕生為國的忠心無不給人以感染,他晚年被疏遠和受害的全過程向人們告訴了集權製度下人際感情在政治活動中的緊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