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王臨終前後，眾諸侯又各派本國大夫連轂入周請見新王，終於逼周臣扶周襄王子鄭上台。管仲在此事上讓眾諸侯極力做出擁戴世子的表示，他的考慮是：“世子一出，君臣之分已定，王雖欲廢立，亦難行矣。”（第二十四回）
第五，隱奪君意。伐楚之後齊國名聲大震，葵丘會盟，更使齊國的霸業達到了鼎盛，這時，齊桓公自以為功高無比，欲效法夏、商、周三代的“封禪”之事。封禪乃是封泰山以祭天，禪梁父山（在今山東泰安東南）以報地。古人作為天與人歸、受命而興的盛典。當時周室反對桓公封禪，管仲也不讚成此事，但桓公固執己見，不聽他的勸諫。管仲對周室使臣說：“吾君好勝，可以隱奪，難以正格也。”（第二十四回）於是晚上去見桓公，告訴他說，封禪之典很隆重，需要鄗上之嘉黍，北裏之嘉禾，江淮之“靈茅”，要有東海比目魚，西海比翼鳥，管仲在處事的策略手法上仍然堅持了現實主義的求實精神，在他那裏，目的是第一位的，手段是靈活多樣的，他的高明之處，一是能正確對待目的和手段的關係，二是他思路開闊，在手段的設定和選擇上更為靈活實用。
智借眾謀與天力
管仲富於智謀，但他仍然認為：“大廈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闊，非一流之歸也。”（第十六回）當初桓公欲拜他為相，他提出的首先條件就是要桓公一並任用隰朋、寧越等“五傑”。為解釋桓公有一次遇到的怪異現象，他重賞招聘到一位名叫皇子的人，借皇子的學識為君解憂。在一次伐宋途中，一位衣帽破爛的牧牛人求見管仲不得，於是托人傳話給管仲說：“浩浩乎白水！”管仲聞及此語，茫然不解，於是向隨軍的愛妾婧請教，婧告訴說：“妾聞古有《白水》之詩雲：‘浩浩白水，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此人殆欲仕也。”（第十八回）管仲即命停車召之，及與對談，發現其很有才學，於是馬上作書將其推薦給行軍在後的齊桓公，此人即是後來協助管仲秉政的寧戚。管仲上台後還懸榜於國門，布告國人，征求富強之策。管仲善於借眾人智慧來增益自己或彌補自己的不足，正如齊桓公所評價的，他有“任眾之明”。
管仲不僅廣借眾人之謀，而且善於挖掘內涵於人體中的潛力。管仲曾輔佐子糾，與齊桓公小白爭奪君位，事敗後逃至魯國，齊魯二國多方交涉，最後魯國同意用檻車送管仲歸齊，管仲怕魯國反悔追殺自己，因而製成《黃鵠》之詞，教禦車的役人學唱，其歌悲壯動人，役人學會後邊唱邊走，樂而忘倦，車馳馬奔，一天走兩孤竹，齊軍跟蹤追襲，路遇一山，齊軍鑿山開道，非常勞苦，管仲於是製《上山歌》和《下山歌》兩首，教軍士學唱，大家唱起歌來，你唱我和，忘卻疲倦，勁頭煥發，車行如飛，迅速翻過了山嶺。管仲事後向齊桓公解釋這種樂而忘倦的原因說：“凡人勞其形者疲其神，悅其神者忘其形。”（第二十一回）他認為人的形體受到勞困，必然產生精神上的疲倦，而如果使人的精神感到快樂，就必然忘卻形體的疲勞。管仲能夠唯物而辯證地把握人的形體與精神的關係，他科學地利用精神對形體反作用的規律，在關鍵時刻挖掘出了潛存於人體中的力量，收到了實際的效果。
在圍剿孤竹的戰役中，齊國和無終國軍隊不幸被敵人誘至迷穀。迷穀，當地人又稱旱海，其地山穀險惡，絕無行人，風沙刮起，咫尺不辨，穀路曲折難認，大軍在穀中東衝西撞，盤盤曲曲，全無出路，軍心慌亂。管仲建議說：“臣聞老馬識途。無終與山戎連界，其馬多從漠北而來，可使虎兒斑擇老馬數頭，觀其所往而隨之，宜可得路也。”（第二十一回）桓公依言而行，終於彎彎曲曲，出了穀口。管仲巧妙地利用了老馬的本能之力，救了全軍人的性命。
老馬的本能和人體中的內在潛力均屬自然的能和力，但二者不會自然地顯露出來，服務於特定的目的，管仲深察自然規律，他巧攫天力，為己所用，表現了高超的智慧和天才。
鳥瞰全局：法家思想的萌芽
在天下大亂的春秋前期，管仲為齊國提出了一整套治國思想，主要包括：第一，公開打起維護傳統禮儀的旗幟，作為規範人們行動的義廉恥的精神，使人們在大亂的天下有共同的行動綱領和追求目標，他以此作為立國的前提和根本。
第二，堅持愛民的思想原則。管仲主張治國必須堅持愛民的原則，為了保證這一原則，他提出了五項具體指標，即國民的相親程度、繁衍程度、富裕程度、知禮程度和信任程度，對於每項指標的落實，他都提出了相應的措施：“公修公族，家修家族，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赦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省刑罰，薄稅斂，則民富矣。卿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他認為，在治國中堅持了愛民的原則，才能真正實現對國民的統治和領導。在愛民原則的前提下，管仲還提出了對國民的具體安置方法，他把國民分為士、農、工、商四大類，主張各類國民世代沿襲，不變其業，以此安定國民，由此保證國家的安穩。
第三，實行內政上的整頓與改革。春秋時的軍事攻守隻針對城郭，而不針對鄙野，於是管仲讓農民住在鄙野，讓士、工、商三類國民住於城郭，並將這些人按區域分為二十一鄉：十五鄉為士，以保證兵源，六鄉為工商，以保證財源。在士鄉中，五家為一軌，十軌為一裏，四裏為一連，十連為一鄉，五鄉合為一軍，以一家一人計，一軍共一萬人，十五鄉為三軍，共三萬人。管仲還讓士鄉的人世代居住在一塊，平時狩獵練武，互相熟悉，戰時相互配合，生死與共。
第四，繁榮工商業，收稅聚財。管仲提出“銷山為錢、煮海為鹽”，主張發展鹽鐵業，同時還提出“收天下百物之賤者而居之，以時貿易”，主張發展商業。他還提出在商人活動集中的地方建立商閭，以供行商旅途居住。國家對工商實行稅收，以此增加財政收入。
第五，治軍思想。在軍隊建設上，管仲認為“兵貴於精，不貴於多；強於心，不強於力”。他主張把主要精力應放在提高部隊素質、增加軍隊戰鬥力上，而不要放在增加部隊的人數上，認為隻有這樣輕重，可以以劍甲等武器裝備贖罪，這樣以補充武器之不足。
第六，外交方針。管仲提出了“尊周室”“親鄰國”的外交原則，並相應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方針。
第七，精辟深刻的用人思想。管仲和齊桓公有一次議論霸業，桓公問他，作為君主，怎麼樣才會損害於霸業呢？管仲回答：“不知賢，害霸；知賢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複以小人參之，害霸。”（均見第十六回）管仲特別強調領導人的用人對自己事業的影響，他為領導人提出了一種極其深刻的用人思想：領導人不僅要識才，而且要用才；不僅要委用他，而且要放手讓他去幹；不僅要放手讓他去幹，而且要保證不讓小人參與幹擾。管仲把事業的興敗歸結到用人問題上，從而提出了內容深刻的用人思想，這既是齊桓公創立霸業的重要指導原則，也是齊桓公得以成就霸業的重大經驗總結。
適應齊桓公圖霸的雄心，管仲提出了一係列的戰略、策略和治國方針，並在實踐中充分發揮了他處事的獨到智慧。貫穿管仲整個思想的是求實的精神，這些精神和思想成就了齊國的霸業，影響了春秋的趨勢和進程，造就了東周初期的一顆思想政治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