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桓公在用人上的高明除了上述不計前仇、任之而專並能拒斥枉言等顯著特點外，還有以下方麵：第一，能識才之長。一次，齊桓公在射獵時遇到一種怪異現象，疑懼而病，急召管仲相問，管仲一時回答不出，回去設法另請了一位名叫皇子的高士前來給桓公作了解釋，桓公病愈後重賞了管仲，身邊的人不解地問為什麼要給管仲賜賞，桓公回答說：管仲能夠任眾人之智，這也應算他的高明。桓公認為他能聽到皇子之言，實際上是得益於管仲的任眾之明。
第二，用大才而不拘小過。桓公有一次行軍至峱山（今山東淄博市東）之下，有一位牧牛的人，名叫寧戚，他短褐單衣，破笠赤腳，在路邊主動和桓公搭話，桓公見寧戚具有大才，當晚行軍休息說：“此人廓達之才，不拘小節，恐其在衛，或有細過。訪得其過，爵之則不光，棄之則可惜！”（第十八回）立即在燈燭下拜寧戚為大夫，使其與管仲同參國政。桓公認為像寧戚那樣的人過去一定有些細小過失，為了用其大才，則對其小過不予追究考慮。
第三，不搞論資排輩，因才委任。齊國當時有高、國二氏為先朝老臣，上卿之爵，資曆很深，桓公上台後，堅持將管仲排在高國之前，恩禮遠在二臣之上。新結識了寧戚後，又讓寧戚協助管仲主持政務。桓公因才任人，有多大的能力就讓挑多重的擔子。
第四，堅持任用一個人才群。桓公上台後，除任用管仲之外，一並任用了“五傑”，包括寧越、王子成父、賓須無、東郭牙和隰朋，加上他的老師鮑叔牙和後來提拔的寧戚，以及世卿高、國，真可謂人才濟濟。這些人才各有所長，組成了以管仲為中心的人才群，在齊桓公一生的政治活動中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五，對部下坦誠相見，透露心底。桓公初任管仲，有一次兩人一起議論霸業，桓公問管仲：“寡人不幸而好田，又好色，得毋害於霸乎？”（第十六回）按當時的傳統觀念，君主好田獵，必然影響政務，但尚可理解；而如果喜好女色，則必然是不堪造就的。齊桓公敢於放棄君主的虛榮，將所謂“齷齪”的心跡向部下表白，反映了他對部下超常的信任與坦誠，這類坦誠並不會損傷自己在部下心目中的形象，反而會加深與部下的感情。桓公在晚年招待逃亡齊國的晉國公子重耳，席間問知重耳未曾攜帶內眷，笑著對他說：“寡人獨處一宵，如度一年。”（第三十一回）立即設法為重耳婚配，重耳感歎地說，齊公對人這樣坦誠相見，他成就霸業不是很自然的嗎！重耳即是後來的晉文公。他的感歎反映了對桓公這種待人方式的高度讚許。桓公好田好色，無疑是他的缺點，但他把這種缺點吐露於管仲並得到管仲的許可後，君臣二人又在長期共事貪色信讒：英雄氣短的悲劇。
桓公曾向管仲表示說，自己好田好色。他確實是一個喜好女色、生活奢侈的人，他上台後將政事交付管仲，一味與婦人飲酒作樂，他先後有正式夫人九人，偶侍巾枕的婢妾尚不包括，每次出征，總要隨帶姬嬪以供娛樂。他聽說有一個名叫雍巫的人精於烹調，便召來開玩笑說：“寡人嚐鳥獸蟲魚之味幾遍矣，所不知者，人肉味何如耳？”（第十七回）及到飯時，雍巫獻上了一盤蒸肉，嫩如乳羊，甘美無比，桓公吃完後方知是雍巫殺了他三歲的長子，讓自己嚐人肉之味。他晚年時自謂功高無比，廣建宮室，務求壯麗，一切乘輿服飾攀比周王，以追求舒適快樂。他生活上這類驕奢淫逸的習氣，一直構成事業的潛在危害，隻是由於他用人方式的成功和管仲治政上的雄才，才僥幸避免了這一危害的顯現。管仲、寧戚、隰朋等相繼去世後，情況就立即發生了變化，雍巫、豎刁等人欺桓公老邁，把政專權，肆無忌憚，幾個兒子各恃母寵，謀圖奪位，在雍、豎的支持下終於導致了齊國的大內亂。管仲臨終前，也曾明確告誡，讓他以後萬勿親近雍巫等人，認為這些人雖然能給人君帶來快樂，但潛伏著極大的禍害，“譬之於水，臣為之堤防焉，勿令泛濫。今堤防去矣，將有橫流之患，君必遠之。”（第二十九回）
管仲死後，桓公遵其遺言逐走雍巫等人，但總覺得身邊的侍者不能體意舒心，一直是食不甘味、夜不酣寢，口無戲語，麵無笑容。
長期養成的浪蕩習性已使他無法適應這種變化，於是他又拒諫召回這些人加以任用，悲劇就發生在這裏。不久，桓公病臥於床，雍巫料病難以治愈，遂假傳桓公之語，懸牌宮門，不許任何人入宮相時已蟲攢屍骨，皮肉皆腐。同時，這次內亂也自毀了齊國約四十年的霸主地位。從最直接的意義上講，桓公晚年對淫逸習性的放任，不僅殃及自身，而且中斷了自己創立的霸業。
齊桓公是春秋前期政治舞台上的一顆明星。在時代呼喚霸主的時候，他借重於大賢之佐先期經營，首先登上了霸主地位。
他南征北討，樹威樹德，充當了諸侯國的真正領袖。由於各種局限，他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卻沒有較徹底地根治社會的動蕩，從而把重新創霸的使命留給了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