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學的興亡看起來隻是一家學派的事，然而一葉落而知天下秋，它反映出的是精英文化圈的命運。清代統治者對精英文化圈的破壞，所產生的一個重要後果就是文人士大夫作為文化精英的自信喪失了。如果我們把清代與文人士大夫階層有關的重要敘事作品排在一起，從清初的《桃花扇》開始，而後是《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到最後是《官場現形記》，可以看出，士大夫的精英意識逐漸消亡殆盡，人士的形象從無能、卑瑣直到醜惡，斯文徹底掃地。
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遊。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
龔自珍這首詩就是對士大夫精神墮落的嚴厲批判。如果說清代士大夫都是隻為稻粱謀，似乎有點言過其實。但即使就正派學者而言，隻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性”，卻沒有一點表達個人道德意誌的需要，這不能不說是人文學術的一種衰落。
一直到清代末年的康有為，學術精神才起了一個根本的變化。梁啟超稱自己聽到康有為講“大同義”，“喜欲狂”。最初隻有他和陳千秋二人讀到此書，“讀則大樂，銳意欲宣傳其一部分”。康有為的《大同書》似乎還不能算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著作，更像是政治宣言性質的東西。但他作為一名學人，他的影響畢竟與學術界有著重要的關係。他的更學術化的研究當然就是他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梁啟超說自己和陳千秋“並夙治考證學，陳尤精洽；聞有為說，則盡棄其學而學焉”。實際上康有為治《公羊傳》和作《偽經考》，其學說常常出自自己臆斷，他的弟子“時時病其師之武斷，然卒莫能奪也”。有的論斷甚至近乎荒唐，如說出土的鍾鼎彝器都是劉歆私鑄埋藏以欺後世，連他的弟子也覺得此事“實為事理之萬不可通者”。這種學風很容易令人想起王陽明作《朱子晚年定論》的風格。世移事易，康有為當然不是心學傳人了，但從他那不斤斤於聲訓字詁、不拘泥於先儒成說、一空依傍揮斥萬古的精神自主傾向來看，多多少少可以找到一點王陽明輩“唯意誌性”學風的影子，不過已不再是複古，而是在向一個新的時代轉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