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天的世界觀對於社會和個人而言，似乎都是無害的；而悲觀主義則滋養著懷疑、否定的精神，對社會和個人的生活多多少少起著銷蝕、瓦解的作用。因而人們總是傾向於肯定前者而否定後者。然而樂天的精神也可能掩蓋著內在的矛盾和危機。有清200年中，樂天的哲學與藝術精神並沒有能夠使社會得以長治久安，近古中國社會在樂天的精神中走向了衰頹。王國維痛心疾首的正是這個情況：
古人之疾，飲酒田獵，今人之疾，雅片賭博。西人之疾在酒，中人之疾雅片。前者陽疾，後者陰疾也；前者少壯的疾病，後者老耄的疾病也；前者強國的疾病，後者亡國的疾病也；前者欲望的疾病，後者空虛的疾病也。然則我國民今日之有此疾病也何故？吾人進而求其原因，則自國家之方麵言之，必其政治之不修也，教育之不溥及也；自國民之方麵言之，必其苦痛及空虛之感深於他國民，而除雅片外別無所以慰藉之術也。此二者中，後者尤其最重要之原因。
在王國維看來，中國人並非真正從內心深處是樂天進取的，毋寧說是在用樂天觀念掩飾著“苦痛及空虛之感”。處在清末風雨飄搖的社會環境中，王國維痛感到中國人的苦痛及空虛之感更深於他國之民，樂天精神亦不能解決中國人的精神危機，因而求助於鴉片以慰藉空虛的心靈。他提出的解決問題的辦法與蔡元培相似，都是通過美育來提高國民的精神素質。而他尤其強調文學的意義：
試問我國之大文學家，有足以代表全國民之精神，如希臘之鄂謨爾、英之狹斯丕爾、德之格代者乎？吾人所不能答也。其所以不能答者，殆無其人歟？抑有之而吾人不能舉其人以實之歟？二者必居其一焉。由前之說，則我國之文學不如泰西；由後之說，則我國之重文學不如泰西。前說我所不知，至後說，則事實較然，無可諱也。我國人對文學之趣味如此，則於何處得其精神之慰藉乎？
王國維認為我國沒有足以代表全體國民精神的大文學家，不是因為沒有這樣的大文學家，而是因為我國不重視文學。其實，至少從漢代的司馬遷以來，“立言不朽”便成為文人士大夫們所向往的一種崇高境界。從這個角度看，似乎不能說不重視文學。然而在王國維看來，我國傳統上所重視的文學，除了“餔餟的文學”、“文繡的文學”之外，敘事文學大都是以道德勸懲為旨，而不是具有獨立價值的“純粹美術”。他所說的“純粹美術”就是擺脫了實際功利目的的文藝作品，他所主張的美育或藝術教育的目的也是在於培養一種席勒、康德式的“無利害”的審美態度。在他看來，像“三言”、“二拍”或明清才子佳人小說一類的作品隻能算餔餟的和令人“眩惑”的東西。
《紅樓夢》是否可以算作“純粹美術”，這是大可商榷的。但在王國維看來，《紅樓夢》顯然不屬於“餔餟的”、“文繡的”或令人“眩惑”的文學，也不是進行道德勸懲說教的文學。它的意義在於表現了一種真正悲劇性的“壯美”。盡管王國維對《紅樓夢》的分析並不在於純粹審美的方麵而是哲理方麵，但這種哲理並沒有引向對世界的功利態度或認識，它是對人生痛苦本質的體驗。這種體驗就是王國維所說的“壯美”的審美感情。因此，一部本來不屬於“純粹美術”範疇的作品有了純粹審美的意義。在一般人看來，把一部具有現實的社會意義的作品看成是純粹審美的作品無疑是貶低了作品的價值。而在王國維的觀念中，這恰恰是抬高了作品的地位。他相信，《紅樓夢》通過悲劇性“壯美”表達的對人生和世界的悲觀主義的體驗比具體再現出的社會生活本身更有意義。中國之所以沒有產生代表全體國民精神的大文學家，他認為原因就在於國人並沒有意識到偉大的文學所體現的精神內蘊。他的《紅樓夢評論》就是在進行這樣一種努力，試圖使國人從更崇高更深刻的意義上重新體驗和理解偉大的作品。
今天的學者即使承認王國維對《紅樓夢》的哲理意義所作的分析，也很難承認這種哲理便是《紅樓夢》的最重要的價值。正如王國維自己在《紅樓夢評論》的第四章所提出的懷疑那樣，叔本華式的解脫能否實行實在是大成問題。既然如此，對這樣一種不切實際的哲理又有什麼必要過於高估呢？說到底，對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乃至《紅樓夢》作品本身所表達的悲觀主義哲學的漠視表明，當代人的世界觀仍然是樂天的。傳統的樂天精神使人們永遠生活在希望中，也使人們拒絕體驗那種真正無可逃遁的痛苦。因此，盡管當代人對《紅樓夢》給予極高的評價，卻很少有人願意用王國維的方式來解釋《紅樓夢》。
§§第十章：精神分裂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