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故事內容那種白日夢般的虛幻意味和人物性格的過分矯飾來看，《兒女英雄傳》與其說是因“有憾於《紅樓》”而作，倒不如說是從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說潮流另衍出的一支更接近一些。與《玉嬌梨》和《平山冷燕》那樣的純粹才子佳人故事不大相同，《好逑傳》的故事中在才子佳人之外加上了一點豪俠氣，有點《兒女英雄傳》中兒女柔情與英雄豪氣合為一體的味道。而到了《兒女英雄傳》中，書生安公子已經沒有了才子佳人小說中人士那種高人一等的尊貴地位，在俠女何玉鳳麵前象個可憐蟲。至於《三俠五義》一類俠義小說中，則幹脆沒有書生一類人士的地位，全成了市井豪俠盜賊們的天下。至於以斷獄為主的公案類小說，有人認為起源於宋代，可以話本《錯斬崔寧》為例；魯迅則以為唐代傳奇中的斷獄故事如李公佐的《謝小娥傳》“影響於後來之小說者甚大……若《包公案》中所敘，亦多有類此者。”如果拿《謝小娥傳》與後來的《施公案》之類的公案小說作比較，可以看出最明顯的差別就是：《謝小娥傳》居於關鍵地位的是明斷是非的官僚士大夫，而《施公案》中的關鍵人物則是俠客黃天霸。總而言之，當人們因“有憾於《紅樓》”而轉向“揄揚勇俠，讚美粗豪”時，實際上意味著在《儒林外史》、《紅樓夢》乃至才子佳人小說中作為作者所關注的中心的人士社會已悄悄退席了。
人士階層所生活、活動於其中的社會在這一時期的敘事中逐漸失去了重要性，這當然不能簡單地理解為這個時期中國的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以致於人士階層在現實生活中失去了地位。這個時期的中國社會仍然是一個傳統的社會，從清初以來隨著科舉製度和捐納製度的發展，作為官僚士大夫文化背景整個人士階層變得越來越龐大，應當說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無論是就人口比例而言還是就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而言都變得比以前更加重要了。然而另一方麵，這個日益龐大的人士階層也在日益走向腐敗。從清初以來，統治者就對人士階層采用懷柔與鎮壓並用的政策，即“一方麵廣開仕進之途，誘之以利祿，一方麵又屢興文字獄、科場案，脅之以刑鞫……‘學問由此而衰，心術由此而壞’。”一些外國學者在研究中國這一時期人士社會情況時則提出，當時中國社會存在著與人口過剩相關的對國家政治產生毀滅性影響的“文化人生產過剩”問題：
文化人生產過剩，因為容納他們並給他們以報酬的經濟和政治製度的能力有限……人們要求得到這種社會地位的願望是如此強烈，致使縣官們可以靠接受希望避免除名的童生的賄賂而大發其財。清代實行捐監，即為榮譽學銜和實授公職舉辦捐納，它雖然不斷地用這種辦法來開辟財源，但捐納製度顯然還不能充分滿足人們希望得到這種優越社會地位的日益增多的需要……在地方上，最顯著的後果是各級行政機構冗員充斥……許多人在謀取官職時受挫，也有許多人轉而在官製以外謀求其他職業。
總而言之，這個時期的人士階層已經走向最後分化、瓦解的過程中。《儒林外史》和《紅樓夢》是為這個階層、這個社會所唱的挽歌。
到了晚清的時候，與公案俠義小說並行，描寫世情風俗的寫實類敘事又再度興起。其中有代表性的應推魯迅所說的“狹邪小說”和“譴責小說”。這兩類小說的內容和思想性相差的確很大。但可以看出二者的一個共同點，就是在這兩類故事中雖然都描寫到了人士社會，但所表現出的已經是完全墮落、腐敗了的人士社會。這些小說中對傳統的人士社會不再有《儒林外史》和《紅樓夢》中所表現的那種哀惋和感傷，而是變成了鄙視和醜詆。也就是到了這個時候，人士社會終於真正走到了盡頭，將要從現實社會中退席了。
§§第五章：從《金瓶梅》看敘事意圖的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