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閱讀象“三言”、“二拍”或《笑府》、《笑林》一類文學作品時，不大容易把這些東西與我們心目中峨冠博帶、道貌岸然的文人士大夫形象聯係起來。相反，卻很容易把這些作品的作者與讀者想象成一幫不學無術、趣味鄙俗的小市民。然而事實上這些文人士大夫們卻是近古社會文化中的精英階層。自明代中期以來，江南的文人士大夫已成為一種與朝廷和正統觀念相抗衡的具有一定獨立性的政治與文化勢力。其中最典型的代表當然要數東林、複社黨人。盡管作為政治派別，東林、複社的勢力與影響尚屬有限，然而這些黨人所代表的是一個相當大的文化圈層。他們在政治上持不妥協的理想主義立場，人格上注重標舉個人的節操，爭意氣的熱心更甚於爭是非，這在明代中後期蔚成風氣，甚至連大臣觸怒了皇帝而當廷被裸衣杖責都被視為榮耀。至於在生活方式、趣味與個人氣質等方麵更是推崇那種不同於官方和習俗的獨特個性。晚明時期江南文人士大夫對市民趣味尤其是鄙俗趣味的興趣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顯示其悖離正統文化的精神。
就在文人士大夫們沉湎於都市聲色之娛、混跡於市井生活之中的同時，商人市民們卻熱中於向士大夫階層的趣味與生活方式靠攏。台灣學者餘英時先生在《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一書中指出，明清時期的商人與人士階級有著密切的聯係。這一方麵表現為一部分人士“棄儒就商”，加入了商人階層；另一方麵則是商人的“儒意”，即對儒家學說與道德的向往。8其實，這個時期的商人、市民所感興趣的不僅僅是“儒意”，而且包括能夠體現士大夫文化與趣味的各個方麵。經濟繁榮的長江下遊地區同時也是文化繁榮的地區，這同商人的介入文化活動是分不開的。商人市民們的附庸風雅使得士大夫的趣味如書畫、古董的鑒賞收藏等活動流行了起來，並加強了人士與市民社會的聯係。象董其昌以及同時代的其他許多文人畫家如吳門畫派、虞山畫派的不少人都成為商人們所追逐的目標，以至於有人說明代的文人作每一幅畫都是在製作商品。總之這個時期的儒與商、人士與市民在文化上開始雜糅了起來。淩濛初的人物形象中最有魅力的東西就是那種折射出時代文化色彩的儒商雜糅性格。從這個意義上講，“二拍”是一卷體現晚明時期文化特色的人物畫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