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國朝成化年間，蘇州府長洲縣閶門外有一人，姓文名實，字若虛。生來心思慧巧，做著便能，學著便會。琴棋書畫，吹彈歌舞，件件粗通。
而在“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是這樣描寫蔣興哥的：
這孩子雖則年小，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行步端莊，言辭敏捷。聰明賽過讀書家，伶俐不輸長大漢。
在對這兩個人形象的初步概括描寫中就可以看出，敘述人給這兩個商人類型的形象上增添了傳統上屬於文人才子的色彩——聰慧、清秀、儒雅、風流倜儻。從故事所講述的他們的身世背景來看，都是世代經商的人家；對兩個人的性格品行的稱讚中卻少不了琴棋書畫、“讀書家”這樣的內容。這正是餘英時所說的明清“儒商”的一個特點。他們的行為雖然無非恩怨相報、時運亨頓之類小市民所感興趣的東西，但這些人物在故事中的行為卻表現出自製和理性，沒有了那種不擇手段的流氓相。市民形象因而被拔高了一個檔次。
從“流氓”到“儒商”，這是近古敘事藝術中市民形象的演變趨勢。最能體現這個演變過程的一個充滿矛盾的過渡性形象就是《金瓶梅》中的西門慶。上文中已經提到了西門慶作為商人的身份特征，但同時還應當注意的是他這個商人形象的特點。從西門慶的發跡過程以及後來的種種醜行，尤其是欺淩花子虛、蔣竹山等人並奪占妻子財產的行徑來看，的的確確是個不折不扣的流氓。然而這個形象的複雜性在於，除了流氓的一麵之外，他還有另外一麵。他一方麵敲詐勒索、賄賂徇私，為了謀取利益不擇手段；另一方麵在日常待人接物中卻又常常顯得慷慨大度、古道熱腸，當了千戶後與士大夫周旋時亦有“富而好禮”的謙謙君子之風。一方麵是“流氓”，另一方麵又是“君子”，這兩方麵在西門慶身上奇怪地混合了起來。這並不是後代作家和批評家們所津津樂道的“性格的二重性”，老實說，當時的小說作家還不可能有那種揭示心理矛盾的自覺意識。這個人物性格中的矛盾其實是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商人形象的矛盾：商人在經商牟利的活動中仍然帶著反正統道德的“流氓”相；但在當他們進入上層社會交際圈的時候，已經顯示出了儒雅大方的正派人氣度。如果把在清河縣勾搭潘金蓮的那個花花公子與後來出入於官場的那個士紳名流作一比較，應當承認《金瓶梅》刻畫的西門慶這個形象不是十分統一的。這正表現出《金瓶梅》中商人形象的過渡性特征。
從“流氓”過渡到“儒商”，敘事藝術中的市民形象完成了一個發展過程，即從社會文化的邊緣走到了中心，成為社會中的主流階層。當然不能說這意味著明清時期的中國社會已經變成了一個商人社會或者說市民社會，這隻是表明通俗敘事藝術已經正式確立了它作為一種典型的市民藝術的文化與美學品位。
§§第二章：市民文學中的人士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