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門慶是《金瓶梅》故事的中心人物，與他交往的也多是商人、娼妓和市井無賴。他賄賂權貴討來了個武職，與他周旋的官場人物也多是守備、提刑、團練等武官。出現在故事中的人士，高者如蔡狀元宋巡按，卑者如溫秀才，不僅個個人品卑猥，而且縱有官爵權勢，也還是被西門慶擒縱驅遣，玩於股掌之上。總之在西門慶的這個世界中，傳統上作為社會精英的人士階層不再具有那種精英地位。象西門慶這樣的商人市民階層進入了社會的中心。《金瓶梅》中市民階層地位的變化不是個人異想天開的產物，而有它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簡單地說，就是從宋代以來逐漸形成、發展起來的市井社會文化背景。市井社會文化是城市商業文化的產物。商業的繁榮意味著城市市民生活的發展，同時也意味著傳統的以文人士大夫為中心的社會生活方式的衰落。
一名暴發戶就可以在縣裏甚至京城裏頤指氣使、翻雲覆雨，這件事聽上去多多少少有點離奇。事實上早就有學者指出過，西門慶在京城賄賂官府時出手過於大方了，他在很多地方揮金如土的行為與他的財富實力不大相稱。換句話說，西門慶這個形象，特別是他在社會中靠自己的財富和手段獲得那樣重要的地位，多少令人覺得帶點傳奇色彩。
從其他方麵的材料記載來看，明清時期商人通過拉攏權貴、放官吏債、捐官買爵等方式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已成為比較重要的社會現象。以至於有的學者認為這個時期“在貨幣權力麵前，尊卑貴賤關係出現了某些新的變化，過去長期受歧視、受壓抑的工商業者，因為握有貨幣，逐漸受到了重視……他們憑借其掌握的巨額財富，提高了工商業者的地位，並逐漸改變著人們關於本末問題的傳統觀念。”從這個角度來看，西門慶的發跡盡管有點傳奇性，卻決非向壁虛構。商人白丁頤指氣使而官僚士大夫低聲下氣，這種具有強烈反差意味的情境或許不是最典型的，但在這個時代市民的心目中，社會各階層的本末主次關係已發生了變化則是沒有問題的。
比如在馮夢龍編纂的《喻世明言》中第一卷“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寫的是兩個商人蔣興哥和陳大郎之間為妻子偷情而發生的種種糾葛，在這樁公案中，最後解決問題的人物是知縣。就這一點而言，似乎與唐代傳奇《謝小娥傳》中的情形類似。但仔細比較一下就可發現，在《謝小娥傳》中主持公道、解決問題的關鍵人物李公佐和潯陽太守張公，盡管行為不多，但毫無疑問是占據著統治地位的人物；而在“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雖然最後解決問題的是知縣吳傑，實際上這個人不過是蔣興哥的前妻三巧兒的傀儡。也就是說這個故事中最後的公道其實是典型的商人方式——以公平交易的形式完成了禍福果報：“求快活時非快活，得便宜處失便宜……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我不淫人婦，人不淫我妻”，作為民間道德意識基礎的善惡報應觀念演化為滲透著小市民式的狡獪和商人式的實利觀念的道德裁判法則，這種法則所關心的是公平而不是倫理。在這種典型市民式的道德意識背景中，傳統的官僚士大夫階層的權威和道義的力量失去了重要性。這場商人之間恩怨糾紛的解決變成了一場得失互易的交易。
在後來的話本和擬話本敘事作品中，除了象上述故事那樣以市民自己的方式解決糾紛的情況外，還有不少作品中矛盾衝突的解決要依靠官府的力量。這就是公案類小說。在這類故事中，雖然士大夫階層仍然扮演著居高臨下的統治者和裁判者的角色，但這些人物的行為方式卻不象傳統意義上的士大夫，倒多半象現代故事中的偵探。他們不再是以自己的政治權力、文化教養作為地位的依靠，而是以明察秋毫的智慧和常常出人意料甚至可能違反常規的詭計解決矛盾，從而贏得人們的尊敬。一個比較突出的例子是淩濛初的《拍案驚奇》中“奪風情村婦捐軀假天語幕僚斷獄”的故事。故事中裁斷和尚奸情殺人案件的甚至不是縣令而隻是一名斷事。這位斷事不僅自己就有龍陽之癖，他的斷獄方式更屬荒唐：讓一個門子入寺去與小和尚鬼混以勘破機關。這樣的縣官與其說是人士，不如說是個狡獪的偵探。在這樣的官吏形象身上體現的是市民的趣味、理想而不是傳統的人士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