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1月我們從美國回來,先到蘇州看母親,月底到北京,在招待所住了幾個月,等待分配工作。正好是過新年和春節的時節,我們受到中央和地方各級領導的歡迎和接待。宴會、參觀、觀看各種演出、應接不暇。周總理在北京飯店設宴招待歸國留學生,宴席後還和留學生們跳舞,大家擠上去爭著和周總理跳舞,我們不會跳舞,隻好在旁邊觀看。當時的統戰部長陳雲和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也設茶話會招待我們。參觀、遊覽了許多地方,我們感到一切都很新奇,看到新中國建設日新月異,我們能回國參加建設,感到很興奮。
隨後有不少單位來聯係,希望我們能去工作。請我去的有北京大學生物係、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北大生物係的書記來過好幾次請我去.。我很喜歡北京大學,校園優美,生物係有好幾位前輩老教授學問淵博,他們也歡迎我去。但我的親友告訴我,北大的領導很左,如搞起運動來你們吃不消,思想改造時,老教授們被整得夠嗆。醫學科學院特別缺人,他們懇切地希望我去,我看那裏條件不錯。因為紀珂已決定去中國科學院,兩人在一起安家較方便,親友們也都勸我們到科學院,他們說那裏的領導掌握政策好,保護科學家,現在雖初創,但是經費充足,設備不會差。我和紀珂商量後,向領導表示我們都願意去中國科學院。看到這麼多地方爭取我們去工作,我很受感動,我的學識並不算太好,在美國要找一個滿意的工作也不那麼容易。新中國真是需要人才啊!經過多次參觀、聯係、商談,我們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工作。我到實驗生物研究所、紀珂到化工冶金研究所。地址在北京西郊中關村。
我們於1956年3月分別到兩個研究所上班,把家安置在中關村職工宿舍。那時中關村科學院隻有幾幢實驗樓,宿舍樓隻有三棟。實驗生物所和化冶所都暫借化學樓五樓,因而我和紀珂在同一個樓上班。我家搬到中關村三號宿舍樓住,給我們兩小套共四間房。我把母親和姨母從蘇州老家接來同住,以享天倫之樂。從家到實驗室上班非常近,走幾分鍾就到了。
中關村正在大興土木,興建許多樓房,事前必須平整土地。母親說看見窗外不遠處工人在挖墳,把挖出來的骷髏放在一隻隻小木盒裏等死者的親屬來領。她很害怕,晚上睡不著覺。據考證,中關村在清朝時為太監的坆地,原為荒郊。我們去時,周圍建築物還不多,隻有西邊的北京大學和北邊的清華大學,過馬路有幾家小店,其餘都是大片的農田。
回國時周美6歲、周亞5歲,都還不大會講中國話。那時她們進了中關村科學院新辦的幼兒園,在宿舍樓後麵幾間平房裏。她們學會講:“老師早!”“老師,我要添飯”等簡單的話。老師對她們很好,她們不愛吃豆腐,還特地給她們做炒雞蛋。她們和小朋友們一起玩得很高興。後來周美要上小學了,附近隻有一所保福寺小學,那個學校原是鄉村小學,房子很破舊,桌椅板凳也不夠,要學生從家裏帶去。我們就發起到學生家長那裏募捐一些錢置辦些新桌椅,科學院很多家長都同意,樂意捐款。但後來科學院某個所的領導知道了,就出來幹涉。他跟我們說:“你們的好意可嘉,但我們不讚成這樣做。”因此這事隻好作罷。過了些時科學院建了一所中關村小學,師資和設備都還不錯。這才解決了科研人員子女的上學問題。
在國外時聽說新中國成立後國內治安很好,路不拾遺。果真名不虛傳,我在中關村一把傘丟了好幾次,都又回來了。那把傘是從美國帶回來的,式樣比較特殊。一次我把傘丟在圖書館裏了,第二天同事把傘拿給我說:“汪先生,這把傘是你的吧!”又一次我把傘丟在醫院裏了,過兩天又有人拿給我說:“汪先生,這把傘是你的吧!”另一次丟在班車上了,也有人送回來了,使我很感動。
我在國外主修遺傳學,回國後聽妹妹說西方的遺傳學受批判,我也做過細胞學和生物化學方麵的工作,因此隻說是學細胞學和生物化學的,所以分配在實驗生物所工作。毛主席提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1956年夏召開了遺傳學討論會。西方正統的遺傳學開始受到重視,當時叫摩根派遺傳學,此外蘇聯提倡的叫米丘林派遺傳學。我跟同事施履吉先生講了情況,他說你應當去做遺傳學方麵的工作,後來我就調到動物研究所跟陳楨先生一起研究金魚的遺傳。
1956年8月周容在海澱醫院出生。有母親和姨母照顧我坐月子,很舒服。我們還請了個保姆做些家務事。那時在中關村工作和生活都很安定。母親在北京有許多親戚、朋友,常來往,家裏很熱鬧。孩子們健康成長,周容特別好玩。周美、周亞尤其喜歡這個小弟弟。周末我們經常帶孩子們到頤和園等處去玩。後來因為要照顧妹妹安琳生孩子,母親和姨母回南方去了,我們也從三號樓搬到了12號樓。12號樓靠近馬路,我們住在四層樓,望出去外麵都是水稻田,頤和園的佛香閣和遠處的西山以及山後的寶塔都看得很清楚,風景非常好。傍晚時分,下班回家,看到晚霞照著西山和頤和園真是美極了。
中關村日益繁榮,房子越蓋越多。化工冶金所的新樓,是紀珂設計的大樣,因為紀珂在美國曾當過結構工程師。除了各研究所紛紛建起實驗樓外,宿舍樓也蓋了很多。馬路兩旁的商店也多起來了。又建了一個中關村醫院,看病也方便了。
周美、周亞不適應國內的環境,經常生病,周美犯哮喘病,老是治不好,看她喘得很厲害,我們心裏很難受,周亞扁桃腺常發炎,不免使我們感到煩惱。1957年反右鬥爭。因在此之前大鳴大放時紀珂曾在文彙報上發表過文章,對科研體製提出意見,此時被視為毒草批判。周恩來總理說1955年以後回國的同誌們,還沒有足夠的時間學習,他們是愛國而回來的,如果他們說了錯話,應不予計較,,因此紀珂才沒有被劃為右派。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時才有人透露給我們:紀珂當時被劃為“內定右派”,令人毛骨悚然。我曾參加過幾次反右鬥爭大會,真是驚心動魄,非常野蠻。所謂批判全都是強詞奪理,毫無說服力。在動物所也開過幾次較小型的批判會。那個被劃為右派的人低頭站在那裏,其他的人都必須發言批判他的所謂右派言論,如果不發言就是立場不穩。很多時候人們心裏明白那人講的沒有錯,但也必須找出種種理由狠狠地批判他。也有一些積極分子,氣勢洶洶地大聲斥責這個可憐的“右派分子”。
雖然不習慣這種環境,很煩惱,但我的科研工作還比較順利,發表了兩篇文章。我做北京及附近地區的果蠅調查,到處去捉果蠅,還挺有興趣的。買了一輛兩個輪的小自行車給周美,她非常高興,因為在美國五歲時她就已會騎車了。周亞喜歡唱歌跳舞,常到少年宮去參加活動。周容學說話、學走路很可愛。母親走後,請了一個叫陳翠雲的阿姨來帶周容,她很負責,孩子照顧得很好,不用我太操心。每天下班回家跟孩子們玩,很愉快。化冶所的食堂為科學家辦小灶,夥食很不錯,我們不用自己做飯。
我知道紀珂不太愉快,因為冶金工業部不支持他想做的氧氣煉鋼研究,而西方國家早已用上這種先進的煉鋼技術。我們到上海出差,他去開冶金的會議,會後各鋼鐵廠的廠長都圍著他,對他提出的氧氣煉鋼非常感興趣,可是冶金工業部那位外行的劉斌部長卻反對,堅持采用落後的側吹轉爐煉鋼技術。沈陽金屬所的所長李熏勸他第二天不要去開會了,免得生氣,他就帶我們到杭州去玩了。回國後還是第一次到杭州,新中國成立後杭州經過整修,比以前更美了。
紀珂還是很努力工作,寫了一些有關高爐煉鐵的理論論文,設計了煉鋼爐的爐型和氧氣煉鋼的噴嘴。直到70年代我國才用上了氧氣煉鋼技術,他的一個在首鋼工作的同學告訴他,第一台氧氣煉鋼的噴嘴還是他設計的,我國氧氣煉鋼整整推遲了十年!
1958年大躍進,大煉鋼鐵。我在動物所,晚上也去搞土法煉鋼,煉不出來。同事們說:“你的愛人在化冶所,一定知道土法煉鋼的方法,快回去問他。”我回家問紀珂,他在床上睡大覺,說:“你們都煉鋼,我們沒有飯吃了!”每天看到《人民日報》紅字大標題,某地畝產幾萬斤,甚至幾十萬斤。真是全國都發瘋了,不知誰騙誰。誰也不相信,但皇帝的新衣,沒人敢講。但畢竟還是有敢講的人,不久就開展了對“右傾機會主義者”的批判,我所對三個人進行批判,開會整整開了三天三夜。我還真佩服那三位同誌,他們敢講真話。後來知道這次是針對彭德懷,他講了真話被軟禁起來了。
1959年遺傳所成立,動物所的遺傳組合並到遺傳所,正統遺傳學(那時叫摩根學派)的人成立一個室,我為室負責人。蘇聯科學院派兩位專家來和我們合作研究輻射遺傳學,我被派去和他們合作。我們以獼猴作為研究材料。在雲南昆明郊外山上花紅洞建一實驗站,飼養了很多猴子,並且建了一個鈷源,以便照射猴子。
我和蘇聯專家阿辛念爾娃、伯契洛夫於1960年到昆明進行研究工作。他們會講英語,我們可用英語交談。他們講了蘇聯遺傳學家受李森科迫害的情況,真是悲慘。李森科的偽科學影響了蘇聯以及中國遺傳學的發展幾十年,可謂科學史上的恥辱,也是獨裁政治的惡果。他們也講了蘇聯衛國戰爭的慘烈,阿辛念爾娃一家人都被打死了,隻剩她和她的一個侄子。伯契洛夫同班同學共11人,戰後活下來的隻有兩人。1960年正當我國受災害,老百姓都沒有吃的。不過還是盡力招待蘇聯專家,吃得還好。我們住在翠湖賓館,每天開車上山工作。在昆明待了三個月,合作很愉快,我和阿辛念爾娃還一起發表了論文。
三年災害,餓死了很多人。因為糧食短缺,營養不足,科學院很多人都犯水腫病。科學院每月發給每人兩斤黃豆,發給科學家每人每月兩罐罐頭肉。我家當時有一個保姆叫劉玉娣,她跟樓下幾家的保姆一起有辦法到黑市買到雞蛋,每個六毛錢。劉玉娣和周美、周亞在陽台上養了雞和兔子,每天割草喂它們,還在樓下一小塊空地上種了玉米。養金魚的老金幫我到黑市買到麵包。紀珂那時寫的詩裏有“書齋種菜向陽綠,廚室棲雞練骨輕“之句,蓋寫實也。那時候科學院為了特殊供應高價餐給科學家,辦了所“福利樓”餐廳。有魚、肉供應,但價格昂貴。為了全家人的健康,我們還經常去那裏吃,把我們從美國帶回來的錢都用光了,這樣我們家人才免於水腫。
我看到國內很多雜誌上發表的論文,數據沒用數理統計方法處理,例如文章說畝產540斤比原來畝產510斤高出百分之多少。我想也許沒有統計學意義。有的研究工作做了不少,最後在文章裏列出一大堆數據,不加處理,也得不出正確的結論。我跟紀珂討論此事,他也覺得很遺憾。我跟研究所的同誌講了。他們說看見國外雜誌上發表的論文數據都經過處理,但他們不知道如果處理。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學學過生物統計,紀珂也一起學。他們拿來很多數據,請我幫忙。因為紀珂數學比我好,也會數理統計,我就拿回家請紀珂幫他們算。他很熱心幫忙,後來名氣傳出去,生物學口幾個所凡是有數據需要處理的都來請他幫忙。後來各個所又請他去講課,他也用心服務,越講越好。北京市科協的生理學會和醫學會都請他去講,辦了許多次講座。北京市主治醫師以上的醫生都去聽他的課。他把我們在美國學的那本教科書斯奈迪格翻譯出來,另外還寫了一本應用數理統計的書,十分暢銷,他就成了有名的統計專家了。那時他在化冶所工作得不到重視,因此有時間幹別的事。為什麼當時國內沒有人搞數理統計呢?因為李森科打倒遺傳學的同時也把統計學打倒了。中國學蘇聯,沒有人敢學,後來發現在研究工作中非常需要,幸而找到了紀珂,都來請他補課。
1961年因劉少奇提倡搞包產到戶,糧食有所增加,國內形勢好轉。夏天科學院請我們到青島休假,可惜不能帶孩子去。海邊風景優美,遇到很多老朋友,天天遊泳,吃得也好,很高興。科學院還組織科學家到廣東休養,化冶所請紀珂去了。他在廣東還寫了一些詩。1962年紀珂調到生物物理所工作。他以果蠅和蝴蝶為材料,進行生物數學和數量遺傳方麵的研究。我從和蘇聯專家合作後,就做輻射遺傳方麵的研究工作,有些成績,發表了一係列的文章,開學術會議時,獲得好評。那幾年暑假我們常到青島或大連休假。母親和姨母住在蘇州,我也常回去探望她們。
周容要上幼兒園了,沒有名額不能上。我出差了,保姆也走了,紀珂隻好在家帶周容,不能上班,所裏急了才把周容送進幼兒園。後來請了劉玉娣,她送周容上幼兒園。路上見到大樹,周容問:“這樹幾歲了?”劉玉娣哄他說:“一百歲了”周容說:“那為什麼不長得碰天啊!”那時周容三歲,我出差回來,我們一家到頤和園去玩,紀珂告訴我,周容可以分辨出鬆樹和柏樹了。我試他一下,果真說得一點都不錯。我驚喜地抱起他說:“小寶貝,真聰明。”周美、周亞在中關村小學學習成績都很好,都當少先隊員了,周亞還當了中隊長。
他們的乒乓球都打得很好,和他們的堂哥楊周道一起被稱為楊家將。周美在協和醫院治喘病。那裏有一個變態反應科,試出周美對兩種黴菌過敏,醫生為她配製了脫敏藥,堅持了兩年半的脫敏治療,居然把喘病治好了。暑假,樓裏的孩子們組織各種活動,把各家的書放在一起成一個小圖書館,小朋友們可以看的書就多了。周容最喜歡到動物園玩,每年跟爸爸在動物標本(一般是老虎標本)前照相留念。我們還帶他們到天象館、自然博物館去,可以增加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