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曾經是古絲綢之路的交通樞紐，是眾多虔誠信徒心中的宗教聖地，是繁榮昌盛的商業都市。千載以降，黃沙漫漫，敦煌卻漸漸淪為無人問津的邊疆小城，甚至連自己的國寶——敦煌藏書也被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國文化強盜劫掠而去。這，永遠成了中華民族的心中之痛。敦煌寶藏回歸中華，隱含著中華再度振興的偉大之夢。而這一偉大之夢，必將隨中華文明的再度複興而實現。
1928年，北平，清華大學。
一座小樓的燈光仍然亮著，在靜謐的清華園裏像一盞指引航船前進的塔燈。燈下，一位麵色凝重的中年學者正閉目思索，在他麵前，放著一套嶄新的《敦煌劫餘錄》，著者是陳垣。他手撫書稿長歎一聲，麵露痛苦之色。“敦煌、敦煌，真是我中華的心痛之地!……”心中的傷痛引發了身體的舊疾，他疼得咳嗽起來。這個人，便是中國當時最重要的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原來陳坦把運京的八千餘卷敦煌卷子做了整理，殫精竭慮，作了一本《敦煌劫餘錄》。這本《敦煌劫餘錄》是仿照宋代金石學家、李清照的丈夫趙明誠的《金石錄》所做，其中凝聚了作者大量的心血和對中華的熱愛之情。書成之後，陳垣便請陳寅恪先生做序，此時，陳寅恪先生正在思考如何下筆。
陳寅恪先生突然提起筆來，往下寫去：“……或曰，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他朝窗外望去，已是黎明，窗欞之間，已有一點微光，出現在東方。
20世紀30年代，法國國民圖書館。
一位身穿長衫的中國學者正在那裏伏案狂書。在並不明亮的燈光條件下，他翻開一卷卷文獻，快速地抄錄著。擺在他麵前的這些卷子，正是1908年伯希和在敦煌藏經洞裏千挑百選出來的漢文精品。此時這位中國學者已經抄了一個上午，手指已經磨出血來，一陣陣的疼。他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已經快到圖書館關門時間了。心裏一陣焦急，不由地加快了寫字的速度。
這個中國學者便是著名文學家劉半農。在新文化運動中，劉半農曾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鋒，是白話文的極力提倡者。他寫的白話詩，作為千古流傳之作被廣為誦讀，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短暫一生也和敦煌緊緊聯係在一起。此次他到法國，最重要的目的便是來抄伯希和劫走的敦煌文獻。
已近中午，肚子已經咕咕叫了，劉半農想的卻不是吃飯，而是抄寫，抄寫，抄寫。既然暫時不能把敦煌卷子要回祖國，就一定要抄一份回去。想到這裏，劉半農心裏一酸：“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把這些卷子弄回中國。如果敦煌卷子能夠回歸中國，即使讓我舍棄生命，我也會毫不猶豫地答應的。”
回國之後不久，劉半農便攜幾位誌同道合的朋友去同北考察。不想途中突患惡疾，匆匆回京之後不久，便駕鶴西遊了。一代白話文先驅和文學大師，他的生命永遠和敦煌相聯。
公元2000年。敦煌藏經洞發現100周年。
中華大地一片繁榮景象，整個國家洋溢著朝氣，正在為著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而奮鬥。龍之子孫，已非昔日可比。斯坦因、伯希和那樣的文化竊賊再也不敢、也不能胡做非為，華爾納那樣的肆無忌憚的劫掠在這時更是不可想象。敦煌，也不再是一個封閉、愚昧的小城，一係列的國際會議在這裏召開。敦煌的名字，為全世界所注目。
香港拍賣圓明園文物引起了全中國的一片關注，作為更珍貴的敦煌卷子，更應受到龍之子孫的關心和重視。
北京大學朗潤園裏，一位老人正在散步，幾個記者圍著他采訪。老人精神矍鑠，打著手勢在說：“……敦煌文物本來就是我們中國的東西，因為世紀初國家衰弱，才給帝國主義文化強盜以可乘之機。現在我們國家已經不是以前，再說我們從來也沒有放棄對敦煌文物的所有權。因此我們呼呈收藏有敦煌文物的國家，在適當的時候把敦煌文物歸還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