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看見一種上海出版的期刊（3），也說起要做好白話須讀好古文，而舉例為證的人名中，其一卻是我。這實在使我打了一個寒噤。別人我不論，若是自己，則曾經看過許多舊書，是的確的，為了教書，至今也還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響到所做的白話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體格來。但自己卻正苦於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嚐不中些莊周韓非（4）的毒，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孔孟的書我讀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幹。大半也因為懶惰罷，往往自己寬解，以為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當開首改革文章的時候，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作者，是當然的，隻能這樣，也需要這樣。他的任務，是在有些警覺之後，喊出一種新聲；又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製強敵的死命。但仍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至多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並非什麼前途的目標，範本。跟著起來便該不同了，倘非天縱之聖，積習當然也不能頓然蕩除，但總得更有新氣象。以文字論，就不必更在舊書裏討生活，卻將活人的唇舌做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語言，更加有生氣。至於對於現在人民的語言的窮乏欠缺，如何救濟，使他豐富起來，那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或者也須在舊文中取得若幹資料，以供使役，但這並不在我現在所要說的範圍以內，姑且不論。
我以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還能夠博采口語，來改革我的文章。但因為懶而且忙，至今沒有做。我常疑心這和讀了古書很有些關係，因為我覺得古人寫在書上的可惡思想，我的心裏也常有，能否忽而奮勉，是毫無把握的。我常常詛咒我的這思想，也希望不再見於後來的青年。去年我主張青年少讀，或者簡直不讀中國書（5），乃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決不是聊且快意，或什麼玩笑，憤激之辭。古人說，不讀書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錯的。然而世界卻正由愚人造成，聰明人決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國的聰明人。現在呢，思想上且不說，便是文辭，許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詩詞中摘些好看而難懂的字麵，作為變戲法的手巾，來裝潢自己的作品了。我不知這和勸讀古文說可有相關，但正在複古，也就是新文藝的試行自殺，是顯而易見的。
不幸我的古文和白話合成的雜集，又恰在此時出版了，也許又要給讀者若幹毒害。隻是在自己，卻還不能毅然決然將他毀滅，還想借此暫時看看逝去的生活的餘痕。惟願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也不過將這當作一種紀念，知道這小小的丘隴中，無非埋著曾經和過的軀殼。待再經若幹歲月，又當化為煙埃，並紀念也從人間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畢了。上午也正在看古文，記起了幾句陸士衡的吊曹孟德文（6），便拉來給我的這一篇作結－－既［目希］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藏。
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
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
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淒傷！
一九二六，一一，一一，夜
注釋：
（1）南普陀寺在廈門大學附近。該寺建於唐代開元年間，原名普照寺。
（2）劉伶字伯倫，晉代沛國（今安徽宿縣）人。《晉書·劉伶傳》中說，他\"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曰：死便埋我。
（3）指當時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一般》月刊。關於\"做好白話須讀好古文\"的議論，見該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第一卷第三號所載明石（朱光潛）《雨天的書》一文，其中說：\"想做好白話文，讀若幹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現在白話文作者當推胡適之、吳稚暉、周作人、魯迅諸先生，而這幾位先生的白話文都有得力於古文的處所（他們自己也許不承認）。\"
（4）莊周（約前３６９－前２８６）戰國時宋國人，道家學派代表人物之一，著作有《莊子》一書。韓非（前２８０－前２３３），戰國末期韓國人，先秦法家學派代表人物之一，著作有《韓非子》一書。
（5）見《青年必讀書》，發表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京報副刊》，後收入《華蓋集》。
（6）陸機（２６１－３０３）字士衡，吳郡華亭（今上海鬆江）人，晉代文學家。他的吊曹孟德（曹操）文，題為《吊魏武帝文》，是他在晉朝王室的藏書閣中看到了曹操的《遺令》而作的。曹操在《遺令》中說，他死後不要照古代的繁禮厚葬，葬禮應該簡單些；遺物中的裘（皮衣）紱（印綬）不要分，妓樂仍留在銅雀台按時上祭作樂。陸機這篇吊文，對曹操臨死時仍然眷戀這些表示了一種感慨。
§§第三卷 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