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在東四旅館一次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座談會上的事情。但要我稱呼他“老秦”，真是很難張口，我後來把這兩字顛倒了一下，他笑著答應了。
在我的文學道路上，得益於前輩之處頗多。抗美援朝的時候，在前線坑道裏，多少次聽楊朔先生的諄諄教誨，稱得上是我的文學啟蒙人。一九五七年被打右派時，茅盾先生能在那種政治氣候中，為一個剛起步的文學青年，說上幾句好話，也是令人永誌不忘的。在此以前，我還曾向碧野先生（那時，他是鐵道係統的作家，我也在鐵路上工作）寫過求教的信，他也回信勉勵過的。有一次碰見碧老的女婿，還說過這件往事，但我想，年事已高的碧野先生，怕記不得五十年代初一個文學愛好者求知的信了。還有韋君宜先生，從《文藝學習》起，她的全部精力，就是在關注文學的將來，無時無刻地在為後來者鋪路。當我不知深淺，抱著將近百萬字的長篇小說，送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後，她說，她還記得五十年代有一個寫《改選》的青年。她的話，無疑為我的小說開了綠燈。在此以前，秦兆陽、李清泉兩位老師，還有剛從新疆回來的我的同輩人王蒙先生，主義都在關心我的下落，每當回憶起這些，我的心總是很暖很暖。
被人惦記著，總要比背後被許多人指指戳戳、不以為然為好。
其實，我這一生是努力循規蹈矩，不觸犯任何人的，但不知為什麼，總不能見容於個別文學前輩。我不能忘記一位從解放區來的，得過國際大獎的大作家，是怎樣殘忍地把我一棍子打死，一劫不複二十有二年。話說回來，這世界上還是好人占多數，文壇也如此，這是規律。固然個別愛咬人者不少，但牙不癢者更多。一想到這裏，我為我有機會受到這些前輩的照拂而感到幸運了。
直到兆陽老師去世的最近，我還聽到劉萌先生談起一件往事。七十年代末，秦兆陽老師從廣西調回北京，一些文學界的朋友聚會，兆陽老師特地談到了他因為修改了王蒙先生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而導致他受了無妄之災，以及發了我的《改選》，幾乎毀掉我的一生，是他最為痛心和歉疚的事情。聽他說到這裏，曆經二十二年磨難，已經流不出太多眼淚的我，也覺得眼眶裏熱乎乎的了。
這時，我更後悔我失去了那封兆陽老師的信。
兆陽老師離開了人世，但他文學上的成就，他《現實廣闊的道路》的生命力，將會永存。除了文學上所創造的業績外，他那高尚的人格力量，對後來人的提攜之情，那種嚴於律己，寬於待人的風範，確實是令人高山仰止的。
這世界所以美麗，就是因為這世界有許多好人，而在我一生中所認識的好人當中，引我走上文學道路的兆陽老師，是我最最難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