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胡穎所為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明代的馬通。英宗正統年間，朝野賭風日盛，政府用了許多辦法仍不見效。大興縣知縣馬通向朝廷上表治賭，建議將抓獲的賭徒集中起來，強迫他們從內地向邊防哨卡運送軍糧。這個建議被有關部門批準。可憐那些一貫遊手好閑的賭徒，常常在長途負重、風餐露宿的艱苦行程裏斃命中途，轉死溝壑。此法的震懾力大概不亞於胡穎之舉吧！可惜它隻實行了二十幾年，英宗去世後，賭徒亦免除了這種惡作劇式的處罰，而代之以發配邊疆充軍。（《萬曆野獲編》）
清代雍正、乾隆間的陳宏謀，曆任布政使、巡撫、總督達三十餘年，政績顯赫。他特別痛恨賭博，每到一地任職，下車伊始，就要發布禁賭告示，在他的文集《培遠堂偶存稿》中，就有十餘篇關於賭博的文章和禁賭告示，如《申嚴賭博之禁諭》、《查禁市會聚賭檄》、《飭禁官員賭博檄》等，這些告示對禁賭規定極嚴，如《申嚴賭博之禁諭》中說：“製造賭具者有罪，販賣賭具者有罪，窩賭有罪，抽頭有罪，賄賭有罪，同賭有罪，又許同賭首告免罪，追還所輸之錢，朝廷之法，無外使人知其有害無益，不至於犯之至意”，“自今以後，一體禁斷，若有犯者，定將從嚴懲處”。
清代嘉慶年間，山東布政使百齡見下屬監司、太守均好賭博，責問賭博者，監司等人說：“這不過是消遣罷了。”百齡正色道：“君等並非無事，即使無事，何不以公文賬簿消遣？”監司等人語塞。從此，山東官場好賭之風為之一變，此事亦被時人傳為美談。（《郎潛紀聞》）
治人難，治己更難。在賭博盛行、世風日下之時，一些社會名流如能為社會做出表率，其影響更是非同小可。清康熙年間，著名文人、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張英，為官清正，道德文章為一時之俊，他厭惡賭博，特別憎恨風靡一時的馬吊賭，曾經自刻一印章：“馬吊眾惡之門，習者非吾子孫。”並在家中所藏圖書畫卷上一一蓋上此印，以勸戒子孫。如此佳話，在京中廣為流傳。至於那些先賭後戒的達官貴人，人們也是津津樂道。清道光、鹹豐年間的湖南巡撫駱秉章，幼孤貧，受家鄉佛山賭風影響，也染上此惡習，並常常敲詐地方士紳和賭徒，是當地連賭徒也十分害怕的賭棍。後發奮讀書，考中進士，逐漸成為高官顯貴。此後他下決心全力戒賭，結果終身未再賭博。與駱秉章同時的江忠源，官至安徽巡撫。年少時，迷戀賭博，往往將衣服當光以還賭債，一時禮法之士皆避而遠之。後以舉人入官，參與鎮壓太平軍有大功，深得曾國藩賞識。曾國藩叫他閱讀先賢語錄，以約束其放蕩言行。後來他矢誌力戒賭博，持之以恒。據說一次到友人家，聽見戶外有牌聲，他隻是禁不住望了一下，毅然離去。另有一李成謀者，於鹹豐年間入湘軍，後以軍功官至福建提督。他年幼時家貧，以補鍋為生。他與兄都嗜賭，曾經將親友給予他們葬母的錢在博場中輸光，隻好將母親用草墊裹屍而埋。李成謀顯貴後，亦戒絕賭博，為官赴任，絕不帶賭具，他的部下也沒有敢賭博者，這在當時是很少見的，因此一時傳為美談。（《清稗類鈔》）
在中國古代眾多聲討賭博之害的士大夫中，最有代表性的、抨擊最激烈的是清代著名文學家尤侗。尤侗，字展成，長洲（今蘇州）人，康熙時翰林院檢討，官至侍講，有《明史·藝文誌》、《西堂樂府》等數十部著作，文名盛於一時。所作洋洋千言的《戒賭文》，言極沉痛，語極尖銳，其文雲：
天下之惡，莫過於賭。
牧豬奴戲，陶公所怒。
一擲百萬，劉毅何苦！
今有甚焉，打馬鬥虎。
群居終日，一班水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