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天的三、四兩月，東京的皇家池苑——金明池和瓊林苑向市民開放，以“縱人關撲遊戲”，在這富麗堂皇的園苑之中，除了酒家和占場表演的伎藝人，其餘空地幾乎全為“撲賣者”所占。麵對琳琅滿目、應有盡有的貨物，遊人無不願意解囊下注，以博一樂。在這些日子中，地方當局在苑中舉辦多種遊藝表演，最吸引人的去處就是“關撲表演”，在士女百姓圍觀之下，眾多關撲好手各逞技藝，將眾多的頭錢拋擲出各種各樣的組合，到了得心應手的地步。得勝之人，往往用竹竿挑掛著所獲的獎品如衣物、茶酒、器皿，遊行歌吹，招搖過市，以誇耀於人。（《東京夢華錄》）這些“關撲好手”，無疑是以此為生的職業賭徒了，而在當時一般人的心目中，他們同那些跑馬賣解、舞燈耍獅、踩高蹺、弄刀叉的江湖藝人之間並沒有什麼區別。可見，在那個時候，關撲與遊藝在人們心目中幾乎是相同的概念。賭博與遊戲之間的聯係，在這裏表現得如此的密切和明顯。
如果說關撲在北宋還有所限製，那麼到了南宋，它就完全開放，無孔不入地進入了市場的商業活動之中。在京城臨安，每天的早晚市，特別是“夜市”之上，從吃的，如糖蜜糕、灌藕、時新果子，像鮮魚、豬羊蹄肉、豬胰、胡餅，到用的，如細柳箱、羅桶杖、諸樣藤作、銀絲盒子、烏木花梨動使、畫燭。從穿戴的，如花環釵朵、篋兒頭飾、銷金裙、緞背心、銷金帽兒、逍遙巾，到玩耍的，如四時各種玩具，都在市場上撲賣。
隨著季節的變換，撲賣者又隨著變換自己的貨物：“春冬撲賣玉柵小球燈、奇巧玉柵屏風、棒燈球、走馬燈、金橘數珠、香鼓兒等物。”“夏秋多撲青紗、黃草帳子、挑金紗、異巧香袋兒、木犀香、數珠、藏香、細扇、挑紗荷花、滿地嬌、細巧籠杖、促織籠兒、金桃、陳公梨、炒栗子、諸般果子及四時景物。”（《夢粱錄》卷之十三）由於社會分工逐漸精細，南宋的撲賣也逐漸“專門化”。如“七夕節”時，小販們撲賣牛郎織女泥土玩具。元宵節前，各種燈具如沙戲燈、馬騎燈、火鐵燈、進錘架兒燈、像生魚燈、一把蓮燈、海鮮燈、人物滿堂紅燈又成了撲賣的主要物品。元旦未到之時，街市上又開始撲賣“踢打春旛勝、百事吉鮮兒”等物，以供市民們在元旦懸掛門首，慶賀新歲。“一陽節”來臨之際，都城崇倡“鄉風”，撲“鬥雞”，用三文錢作“一撲”。此風之盛，許多人竟至在大街上攔住行人，執意“鬥撲”的地步。（見《西湖繁勝錄》）
繁盛的關撲之風，也吹進了九重宮禁之內。宋理宗趙昀就曾命令小太監效市井關撲之戲，在禦座前互撲，“以供一笑”。君王有此愛好，則太監宮女們之中的關撲之風盛行，就更是不難想見的了。
到明代，關撲一名不再見於記載，而易名為“盦錢”，其方法與關撲大致相同（見《醒世恒言》第三十四卷《一文錢小隙造奇冤》）。在清代，流行的“壓扠”與關撲頗相似，其法是用兩個銅錢旋轉，伺其將定，用手按住，根據“字幕”兩麵的組合情況定勝負。“壓扠”須一人為莊家，其餘人預先押注，可容數十人參加。這種方式已成為純粹的賭博，關撲的遊戲色彩蕩然無存。於是“遊手之徒，嘯引惡少，喧嘩叫呶，馴致鬥毆攘竊，悉由於此，競財啟畔，風斯下矣”。（《牧豬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