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刑事訴訟一審程序中控審不分問題及對策分析
控審分離原則作為現代刑事訴訟的基本機構特征和運作原理，反映和體現的是人類社會對訴訟公正價值的不懈追求。而“互相配合、製約”原則，致使控審不分，國家機關職能界限不明確，刑事司法體製不夠合理與科學。顯然，如果不對公檢法三機關的關係重構，不對刑事司法中存在的控審不分問題進行矯正，不僅目前對抗審判方式改革難以成功，而且也無法從製度上解決我國司法實踐中的程序違法問題。本文僅從一審程序運作的角度，對其中的控審不分問題進行反思和矯正，堅持控審分離在刑事訴訟製度中的基礎性地位。
（一）加審前準備程序中的法官介入，解決審前追訴程序中中立裁判者的缺失問題
目前我國檢察機關的控訴材料直接遞交法院，由未來審判法官加以審查處理，以備審判之用。這種處理方式致使審判者過早接觸了控訴材料，事先獲取到過分片麵信息，易形成偏見和預斷。審判法官實質上在審前進行了一定的裁決。為了公正，負責審判的法官必須是未參與審前裁決的法官。應當設立預審法官負責庭前審查，確定控方的證據是否存在合理根據，是否有必要將案件交付審判，以免使被告人受無根據、無意義的審判。
（二）訴審同一，法院不應任意變更罪名，防止法院成為訴的提出者和事實上的追訴者
在我國刑事訴訟法典中沒有關於法院是否變更罪名的具體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為《解釋》）確認了法院可以變更罪名。該《解釋》第176條第2項規定：“起訴指控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的罪名與人民法院認定的罪名不一致的，應當作出有罪判決。”第178條規定：“人民法院在審理中發現新的事實，可能影響定罪的，應當建議人民檢察院補充或變更起訴；人民檢察院不同意的，人民法院應當就起訴的指控的犯罪事實，依照本解釋第176條有關規定依法作出裁判。”
然而最高院的此種解釋卻又待商榷。此解釋確認法院可以變更罪名，其性質是否定公訴效力，用審判權幹涉起訴權，混淆了控、審兩種不同的訴訟職能。對於被告人，則意味著被告人的防禦方向與法院的判決不一致，致使其防禦能力有所降低，被確定有罪的風險加大。被告人不得不麵臨著同時應對控審兩機關，這無疑將使被告人陷於更加危險的地位。
因此，筆者認為，原則上人民法院不得徑行變更起訴罪名。不得變更的情形有：第一，起訴一罪名，法院認為構成處罰更重或相同的另一罪名；第二，起訴一罪，法院認為構成數罪；第三，法院不認可起訴的事實，不能變更起訴罪名，包括在審查中查出了新事實而否定起訴罪名的，以及查處的新事實本身構成獨立犯罪的。但同時，作為例外，應當允許法院做出有利於被告的罪名變更。在法院認可起訴事實的基礎上，將起訴的重罪名變為輕罪名，或將起訴數罪名變為一罪名。
（三）控訴與監督主體相分離
我國現行法律將法律監督權授予檢察院，由檢察院同時享有、行使法律監督權和行使公訴案件起訴權，控監合一。這種控監合一的監督方式致使控訴與審判之間距離更近，改變了控審雙方的心理，使法院向控方傾斜。法官麵對既是公訴人又是監督者的檢察官，出於對法律監督者的尊重並兼顧不放縱罪犯的一般社會認知，法官要壓抑自己的權威心理，更多地考慮公訴人的意見和建議，避免遭致控訴方行使監督權給自己帶來的不利，使裁判權偏離了中立的軌道，具有了明顯的追訴的性質。同時，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廢除了“全案移送”製度，將庭審前的實質性審查改為程序性審查，明確了出庭公訴人的舉證責任。因而在法庭審判中，公訴人要在法庭上逐一舉證，證明指控的犯罪事實真實存在，還要密切關注被告人及辯護人的反駁，關注對方提出的證據是否真實。這些修改致使公訴人支持公訴的任務大大增加，要求公訴人必須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庭審活動中。此種情形下，冀望公訴人同時履行法律監督職能將是十分困難的。筆者認為，要從根本上克服此弊端，必須突破現行立法的規定，將公訴人與法律監督者分而設置。確保各職能主體各司其職，從增強控訴效果，加強法律監督的力度。目前較為適當的方案是對人民檢察院內部的機構進行調整，設立一專門履行法律職能的機構，以“庭後監督”的方式進行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