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定意義上講，保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充分有效地行使辯護權，是實現訴訟公平，程序正義的核心。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然在辯護權規定上已實現了曆史性的突破，但現實中刑事訴訟中的控辯平衡問題並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而且在實踐中，由於規定不甚具體、明確及司法人員的認識不到位，產生了很多問題。筆者認為，擴大辯護權的範圍和辯護權的有效行使，實質上是對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加權”，是實現控辯平衡，作到程序正義的必然要求。
（五）言詞證據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了七種證據，其中涉及到言詞證據就有三種，即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而從刑事訴訟的實踐來看，以言詞證據作為定案根據的情況更顯得突出。
以上問題，是以後修訂《刑事訴訟法》應當正視，嚴肅對待的。當然這些問題中，既有法律規定的缺陷，也有司法實踐中的錯位，從更深層次考慮，實際上是法律觀念、法律傳統、人權觀念、人權意識，這些靈魂深處的東西，所有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解決的，我們隻能一步一個腳印、逐步完善。在社會法治進程中，站在“人權”的高度來考慮刑事訴訟程序問題，把程序正義作為一種司法製度看待，並貫穿到刑事訴訟的全過程中，使刑事訴訟的各個環節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嚴格規範司法機關的行為，做到嚴格執法，隻有這樣，程序正義才可能實現，控辯平衡也可能推行，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權、人格權才能得到有效保護。
四、修改刑事訴訟法實現程序正義的幾點建議
1.更新司法理念，走出專政工具論的誤區。按照依法治國的方略，重新恢複法治就是要定紛止爭，調解社會糾紛矛盾的思想觀念上來。走出國家本位的認識誤區，回到市場經濟權利本位的客觀要求上來，推出刑事訴訟程序保障人權，限製國家司法權力濫用和擴大化的功能作用，多渠道、多環節對司法權力運行進行監督，對犯罪嫌疑人、受害人全力進行救濟和保護。因此，人權保護應該成為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指導思想。
2.立足國際刑事司法與民事司法相融合的趨勢，適當擴張當事人在刑事訴訟中的自主處分權，例如在輕傷害案件、過失犯罪案件、未成年人犯輕罪案件、初犯、偶犯、侵犯知識產權等案件允許當事人雙方和解製度，未成年人犯罪社區教治製度，為用法律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依據。
3.完善對犯罪嫌疑人詢問的相關製度，比如訊問犯罪嫌疑人律師臨場見證製度；對訊問嫌疑人過程實行不間斷同步錄音錄像製度，一方麵可以防止訊問過程刑訊逼供，保障嫌疑人訴訟權利；另一方麵可以提高證據質量，排除非法證據混入訴訟卷中，維護司法公正。
4.廢除公、檢、法聯席會議製度和各級黨委政法委協調案件製度。聯席會議製度往往使公、檢、法三家權力相互妥協，惟獨忽略了犯罪嫌疑人的訴訟權利。在互相照顧關係和麵子的情況下。可能使疑罪從無、疑罪從輕的原則化解於無形；黨委政法委調解案件必然帶來黨內領導代替司法權的獨立行事，從而使長官意誌高於法律之上。
參考文獻：
[1]徐亞文，《程序正義論》，2004.
[2]甄貞，《程序的力量――刑事訴訟法學研究隨想》，2002.
[3]周立權，《最新刑事訴訟法手冊》，1996.